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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知名作家个人资料简介(转载+整理)

本主题由 不帅的傻瓜 于 2008-10-24 10:38 设置高亮
雪小禅
雪小禅,中国作协会员、专栏作家。生于70年代,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读者》百名签约作家之一。青春文学当红领军人物,文字妖娆曼妙,其短篇小说多次被《青年文摘》转载,并且多次被评为前三名。其作品被翻译到日本和越南。散文多次入选各类书籍,短篇小说曾被评为“2005全国小说十佳”。发表在《读者》、《青年文摘》上的文章多次被评为全国读者最喜欢的作品。至今已经发表作品五百万字。曾经在《婚姻与家庭》、《爱人》、《知音女孩》、《百合》、《北京晨报》、《北京晚报》、《东方早报》、《武汉晚报》、《燕赵都市报》、《三晋都市报》等多家杂志与报纸开辟个人专栏。已出版作品:一、散文集:《烟雨桃花》《禅心百合》,二、短篇小说集:《看我青蛙变王子》《像冰一样疼,像火一样蓝》《一地相思两处凉》,三、长篇小说:《无爱不欢》。
十年磨刀,一朝杀人.
生命的方式只有两种,燃烧或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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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陵笑笑生之谜
1932年,北平图书馆从山西省收购到一部明刻本《金瓶梅词话》。这个版本刊行于公元1617年,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刻本,内容更接近原著,刻本前还附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指明书的作者为“兰陵笑笑生”。这样,就为人们考证《金瓶梅》的作者提供了一个新线索。山东苍山县兰陵镇和江苏武进县,古时均曾名“兰陵”,但从书中大量使用山东方言来看,作者应是山东人,而不会是江苏武进县人。1 9 3 3年,吴晗著文,通过大量的考证,考证出了《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应在明万历十年到三十年,因而作者不可能是嘉靖间大名士。人们虽肯定了《金瓶梅》作者系山东人,但在《峄县志》中却找不出关于欣欣子或笑笑生或《金瓶梅》一丝一毫的信息来。

《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的真实身份一直众说纷纭。近日在山东省诸城市召开的《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围绕学者张清吉提出的“丁惟宁说”,“金学”研究者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一奇书”《金瓶梅》成书约在明万历年间,以“禁书”、“奇书”闻名,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作者“兰陵笑笑生”作为第一位独立创作长篇小说的作家,其真实面目成为历史谜团,50多种说法各持己见。
  
  万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开卷就是欣欣子序,欣欣子序第一句话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显然,《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兰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该序最后一句话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笑笑生”只是笔名,究为何人呢?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是说,“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


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
“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罢,仍无真实姓名。这就为后人留下研讨《金瓶梅》作者的充分余地。《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

一、王世贞说。明刻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纪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1979年朱星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一)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二)他能写小说,并有小说传世;(三)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符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扬;(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情怀;(九)他祖籍山东,又做官山东,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条件;(十)他知识面广,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百科全书。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许建平《金学考论》、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

二、贾三近说。这是20世纪新时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金瓶梅新证》提出十条证据:(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七)小说中有些人物事件类似贾三近;(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十)他写过小说。

三、屠隆说。黄霖首倡。他发表了一组八篇文章,提出七条依据:(一)小说第56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说有不少浙江方言,与屠隆籍贯相合;(三)他祖籍武进,古称兰陵;(四)他潜心佛道,与小说主旨一致;(五)他以“淫纵”罢官,坚持写作“淫雅杂阵”,其情欲观正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六)他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七)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

四、李开先说。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的根据是:(一)李开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三)《金瓶梅》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一)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二)李开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金瓶梅》同出一辙;(四)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

五、徐渭说。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

六、王稚登说。鲁歌、马征提议。他们提出十三条根据:(一)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二)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三)他对屠隆不满,因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刺;(四)小说中的诗歌曲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记》中某些内容、用语与《金瓶梅》相似;(六)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七)王稚登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九)他符合“嘉靖间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十一)小说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丑类之再现;(十二)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十三)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相符节。

此外还有汤显祖说、冯梦龙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渔说、赵南星说、卢楠说、李贽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丁惟宁说等,不一而足。

尽管《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而且如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鲁歌、马征关于王稚登说,许建平、霍现俊关于王世贞说,潘承玉关于徐渭说等,在当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五大说,但平心而论,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这一学说得到金学界的高度关注,山东大学教授、山东《金瓶梅》学会会长王平认为,“丁惟宁说”的论点有很大说服力。来自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专家也认为“兰陵笑笑生”之谜有望在诸城找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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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强
王树强,笔名豪迈、阿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工作,现为专业编剧。
电视剧作品有《吴承恩与西游记》、《王杰离去的岁月》、《郭沫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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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四海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49
民  族: 汉族

    山东章邱人。原名毕耜海。1980年毕业于枣庄师专中文系。1980年至2001年供职于枣庄市文联,曾任枣庄市文联副主席,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2002年调入山东省作协,任省作协副主席,《山东文学》社社长、主编。全国第九届、十届人大代表,山东省第六、七届政协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曾被评为山东省文艺十佳工作者。1979年在《山东文学》发表小说处女作《第一声妈妈》。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长篇小说《东方商人》(上、下集)、《皮狐子路》、《财富与人性》等6部,《毕四海中短篇小说选》(上、下卷),《毕四海小说自选集》(上、下卷),散文集《一天云锦》,中篇小说《苦楝树》、《都市里的家族》、《泥砚》、《选举》等数十部。
    《东方商人》获辽宁省1984年-1989年优秀图书奖、山东省首届精品工程奖,《W不是故事》获山东省第二届精品工程奖,《皮狐子路》获山东省新时期农村题材作品二等奖,中篇小说《承包者》获山东省新时期工业题材作品二等奖,报告文学《鸳鸯大逃亡》获第二届《青年文学》创作奖,短篇小说《白云上的红樱桃》获《山东文学》优秀奖,电视剧剧本《东方商人》(已录制播出)获第十三届飞天奖、第十五届金鹰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长篇小说《财富与人性》获2000-2001《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奖,第二届“金鼎”奖一等奖,山东省第六届“精品工程”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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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淑敏
        毕淑敏(1952~),女,1952年出生于新疆伊宁,中学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1969年入伍,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1980年转业回北京。国家一级作家,北京铜厂主治医师、卫生所所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研究室专业作家,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中文系,硕士。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1987年开始共发表作品200余万字。198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毕淑敏17岁便来到海拔5000米的西藏高原阿里当兵。在苍茫的高原上,她亲眼看到一些年轻人为了祖国的安全富强而永远长眠在冰层中的悲壮。那些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死亡”使她对生命有着特别的关注。
       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共发表作品200万字。曾获庄重文文学、小说月报第四、五、六届百花奖、当代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大奖、北京文学奖、昆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青年文学奖、台湾第16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台湾第17届联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30余次。
        毕淑敏真正取得全国性声誉是在短篇小说《预约死亡》发表后,这篇作品被誉为是“新体验小说”的代表作,它以作者在临终关怀医院的亲历为素材,对面对死亡的当事者及其身边人的内心进行了探索,十分精彩。
  她是国家一级作家、内科主治医师、北师大文学硕士,祖籍山东文登。她曾在西藏高原阿里地区当兵,服役十年,历任卫生员、助理军医、军医。著有《毕淑敏文集》八卷,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女心理师》(07年4月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女人之约》、《昆仑殇》、《预约死亡》,散文集《婚姻鞋》、《素面朝天》、《保持惊奇》、《提醒幸福》,短篇集《白杨木鼻子》等。
新书:《鲜花手术》(07年9月28日出版)
        出版  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第四、五、六届百花奖、当代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大奖、北京文学奖、昆仑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青年文学奖、台湾第16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台湾第17届联合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30余次。其中《不会变形的金刚》获第四届百花文学奖,《女人之约》获第四届青年文学奖、第五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紫色人形》获台湾第十六届《联合报》文学首奖,《昆仑殇》获第四届昆仑文学奖,《生生不己》获当代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炎黄奖,《补天石》获北京庆祝建国40周年文学作品奖,《预约死亡》获北京庆祝建国45周年文学作品奖,《素面朝天》获全国第五届报纸副刊一等奖。《预约死亡》获第6届小说月报奖,《原始股》获第7届小说月报奖。《红处长》获全国人口奖、北京市首届文艺大奖。《翻浆》获台湾第17届中国时报文学奖。
另:其人也是国家一级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结业。内科主治医师,注册心理咨询师。
附1:
《毕淑敏作品精选》序----王蒙
  如果她的署名是阿咪、狂姐、原水爆或者荷兰豆,也许我早就读过她的作品了。
  然而她的名字是毕淑敏,这名字普通得如——对不起——任何一个街道妇女。
  而且她说她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她的数学与语文是同样地好(总算找到了一个喜欢也学得好数学的同行了,王蒙大悦焉!),她的开始写作源于她父亲的建议,而她的戒骄戒躁是由于儿时的母亲的教导,为了写作她在完成了医学学业以后又去上广播电视大学的文学系并以“优”的成绩毕业,继而读研究生,获得了硕士学位(有几个作家老老实实地这样学过文学?),再说,她同时是或者更加是一个医术精良的内科医生,她对此充满自信与自豪……
  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我本来以为新涌现出来的作家都可能是怀才不遇、牢骚满腹、刺头反骨、不敬父母(而且还要审父)、不服师长、不屑学业、嘲笑文凭。突破颠覆、艰深费解、与世难谐、大话爆破、呻吟颤抖、充满了智慧的痛苦天才的孤独哲人的憔悴冲锋队员的血性暴烈或者定医院住院病人的忧郁兼躁狂的伟人枣怪物。
  毕淑敏则不是这样。她太正常、太良善,甚至于是太听话了。即使做了小说,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
  所以就更显得毕淑敏的正常、善意、祥和、冷静乃至循规蹈矩的难能可贵。即使她写了像《昆仑殇》这样严峻的、撼人心魄的事件,她仍然保持着对于每一个当事人与责任者的善意与公平。善意与冷静,像孪生姐妹一样地时刻踉随着毕淑敏的笔端。惟其冷静才能公正,惟其公正才能好心,惟其好心世界才有希望,自己才有希望,而不至于使自己使读者使国家使社会陷于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里,也许她缺少了应有的批评与憎恨,但至少无愧于、其实是远远优于那些缺少应有的爱心与好意的志士。她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常常令人战栗,如《紫色人形》《预约死亡》,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 她是要她的读者更好地活下去、爱下去、工作下去。她宁愿意忏悔“我”的多疑与戒备大过,歌颂普通人性(《翻浆》,而与泛恶论的诅咒与煽动迎迥异其趣。至于她的散文就更加明澈见底了。
  她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医生,好医生,她会成为文学界的白衣天使。昆仑山上当兵的经历,医生的身份与心术,加上自幼大大的良民的自觉,使她成为文学圈内的一个新起的、别有特色的、新谐与健康的因子。
  而另外的多得多的天才作家的另一面,实在是文学界的病友。我尊敬与同情我的病友,我知道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有病,他们太痛苦了,他们因痛苦而益发伟大了。但同时我也赞美与感谢大夫,为了全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我祝愿在大夫与病友的比例上不至于出现太大的失调。有病人也有医生,这才是世界,这才有各种写不完的故事。
  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还是不幸,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被误解与被攻击的原因之一,我既觉得病人之可哀可叹,又觉得医生之可亲可信,特别是当我给一个比我年轻的作家作序写评的时候,我承认每一片树叶的价值。当然,我宁愿多称赞一点祥和与理性,我也许又发放了太多的苦口的良药,真对不起。
附2:
文学的白衣天使---柴福善
“文学的白衣天使”,是王蒙专门说给毕淑敏的。毕淑敏一方面文学,一方面大夫,几十年的人生经历,这几个字便太贴切不过地概括了。
  1969年,北京的“文革”正轰轰烈烈,不满17岁的毕淑敏,却悄然穿上军装,告别北京,作为藏北第一批女兵,到达共和国这块最高的土地戍边了。这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米以上。前不久,我陪她考察京东丫髻山森林公园,毕竟是春天,天格外地蓝,阳光格外地暖,空气格外地清新,她深吸一口,仿佛要把这蓝天这阳光这空气,全吸进去,而后慨叹一声:藏北哪有啊,空气稀薄,缺氧使人简直难以生存。她不明白,那么高的山上,阳光照着,觉不出暖和。当时与她同去的共有5名女兵。那个部队从来没有女兵,破天荒了。及至今天,军区首长告诉她:现在也没有,她们是唯一的,后无来者了。三年后,她去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学习,原本要去军医大的,因受林彪事件影响,重灾区的军医大迟迟未招生,又不能再等,只有先走为上。在校成绩优异,院方要她留校,想把她培养成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如果真的留校了,一心于救死扶伤的事业,或许真的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一名教授专家,那么是否还会有今天一位几乎家喻户晓的出色的女作家,一位国家一级作家?她真心地感谢母校对她的厚爱与挽留,她对我说:部队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她不回去,以后所在的部队就没有名额了。她毅然回到阿里那个地方,谁料女兵们都调了,报道时干部科长翻出过去的名单,查出有个毕淑敏,性别中写的却是男性,因为这几年里部队已无女兵了。一干就是5年,直到1980年转业回北京进工厂,做医务所长、主治医师,1991年成为专业作家,前后行医22年,对医生职业,她是情有独钟,一往情深,尤其有几条生命就是在死亡边缘,她一把手拉回的。看到一个个生命的复活与重新焕发青春,那份情感非常人所能体味。
  她父亲也是一位军人,官至师级,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那一代人所处的环境,老人家一生戎马,始终未能从事文学。一天,父亲突然对她说:我看你是可以写一点东西的。她也确实想把藏北的军旅生活表现出来,在父亲的鼓励下,悄然动笔了,一周内就完成处女作《昆仑殇》。这是1986年,她34岁时。对于一个从未写过东西的人来说,起手就中篇,难免没有底数与把握。丈夫芦书坤骑着自行车送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可往往也有例外,这部中篇第二年在《昆仑》杂志发表,引起轰动,并获第四届“昆仑文学奖”,她从此步入中国文坛。这期间,她边做医生边写作,后来,发觉写作与医生是不可以同时做的。她十分敬重医生的职业,尽管她做基层医生,危在旦夕的病不多,但也要全心全意地做好,不能分心,这是一个务实的世界,不能随意夸张修改延误,更不能有丝毫失误,毕竟人命关天,责任感事业心要她必须这样想这样做。所以,她所在厂的一名下岗职工,恰到她朋友家做保姆,谈起她来,连连称赞好大夫,眉飞色舞地谈了半天,结果连该干的活都没干。她深知写作是一个想象的世界,虚拟的世界,可以夸张,不满意还可以修改,甚至推倒重来,即使写完了,发表了好,不发表也无所谓,毕竟是自己的事,与人无碍。她成天在这两个世界跳来跳去,总觉处一种两难境地。这时,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慧眼识才,调她去做专业作家,悬壶济世22年,要她从此脱下白大褂,离开医生岗位,内心很痛苦,实在难下决心,况且她已近不惑之年,对以后的创作没有把握。她手里足足攥了两个月的调令,一番痛苦的徘徊思考,最后还是脱下白大褂,放下手术刀,有所取有所舍,有所为有所不为,人生很难样样兼顾,鱼与熊掌全得。她自此一心一意写作了,写作,又深感底气不足,便想方设法弥补,先是自学广播电大中文系课程,而后又拿下文学硕士,现在正攻读心理学博士。王蒙说她“我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她就是以这样坚实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到文坛的今天。
  迄今为止,她已发表近四百万字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散文,其内容归拢来,一是反映藏北军旅生活,二是反映医生方面的生活,作品中始终关注关怀着人的生存状态,除去西藏生活与做医生的特殊经历,还有就是她做女人做母亲的天性使然。故此,几乎她每完成一部作品,总会造成文坛轰动,引起社会反响,虽没有大红大紫于一时,作品却可持久地一版再版,如散文集《素面朝天》,多次重印;厚厚地八卷本《毕淑敏文集》,2002年1月发行,2月即告脱销再版,在当今纯文学低迷的境况下,“毕淑敏现象”实在值得研究。她的小说,因是医生,笔下便从没忘记医生治病救人的宗旨,普渡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她将对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作一种集道德、文学与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及行为方式。她正视死亡与血污,下笔常常令人战栗,但主旨仍然平实和悦,根本是希望人们更好地活下去,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我们的世界更美好。可以说,她的小说携带着高原的严寒,青春的沉重,生命的厚实以及对死亡的冷静,足以震撼每一个人的灵魂,而冷静理智的叙述,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磅礴大气。确实,创作不仅需要作家对所写内容的熟悉,更需要作家真正刻骨铭心的体验,应当是她成功的基础。长篇《红处方》、《血玲珑》也好,中篇《昆仑殇》、《生生不已》、《预约死亡》也好,短篇《紫色人形》、《一 厘米》、《女人之约》也好,勿庸置疑,她的小说已风格独具,自成一家。至于她的散文,坦率地说,我更喜欢,倒不是因为我写散文就喜欢散文,她的散文实在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对那些矫情造做虚假一类的文章,我向来是不屑一顾的,我读过她的《婚姻鞋》、《素面朝天》、《大雁落脚的地方》等多本散文集,她认为,散文是蕴涵切肤之痛的标本。心的运行是透明的,它的脚印被语言固定下来,就成了散文。小说常常依心情而写,并无章法可言。散文看起来很随意,其实有着戒律,它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感情的追述。于是散文在某种意义上就有了史的品格。在小说里,她躲在人物背后窃窃私语。在散文里,她站在浮动的文学面前自言自语。正因为如此,读她的小说,读出的是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与形象的演绎。读她的散文,才真正读出一个活脱脱的毕淑敏来,我知道了她17岁生日,是在藏北高原过的,战友们把水果罐头汁倾倒在茶褐色的刷牙缸里,彼此碰得山响,向她祝贺,对于每月只有一筒半罐头的她们来说,这是一场盛大的庆典。知道了她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徒步跋涉在无人区,攀越六千多米高山时,心脏仿佛随着急遽的呼吸而迸出胸膛,仰望头上顶峰云雾缭绕,俯视脚下渊薮深不可测,年轻的她第一次想到了死。知道了她给20岁的班长换血染的尸衣,知道了她28岁转业回京,结婚、生子,操持家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干能干的事情,她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大夫,优秀作家,这是人们众口一致的评价。
  就创作而言,她是当今文坛最具实力和个性的女作家之一,获海内外文学奖30余次。而她依然很谦虚,无论何时何地,从不张扬自己。这种品格,应该说是来源于母亲。她出生新疆巴岩岱,半岁时母亲抱着她一路颠簸一路风尘地来到北京。当年王蒙下放落户新疆,也是巴岩岱,一次她母亲与王蒙相见,大谈巴岩岱,谈得她好感动,以至后来竟陪着母亲,专程赴巴岩岱寻根。这次来京东丫髻山,她母亲虽已72岁高龄,也来了,每遇坡坎,她总上前搀扶,有些地方,母亲去不了,她宁可不去也要陪伴母亲。有时我们光顾说什么了,她以为母亲落在了后边,忙喊着回身去找,不想母亲趁说话之机,先慢慢地到前边石头那儿等着了。看得出,她不但相夫教子,而且极孝顺母亲。贤惠善良,以这种品格与心境立身于世,并进而去创作,作品能不感人能不深受读者喜爱能不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么?人品与文品毕竟是统一的。
十年磨刀,一朝杀人.
生命的方式只有两种,燃烧或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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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
简历:
曹禺(1910-1996),祖籍湖北潜江,1910年9月24日出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在清华读书时有“小宝贝儿”的绰号。“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他的姓氏“万”的繁体字万为一个“草字头”和“禺”字,草字头与“曹”谐音,故“曹禺”即“万”)。曹禺是“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这句话,大致概括了曹禺的戏剧人生。

笔名“曹禺”的来历 :曹禺取自本姓万的繁体“万”,拆开便是草禺,草字不取,取曹,故名曹禺。

【作者简介】

  曹禺(1910-1997),卓越的中国现代戏剧家。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期间参加戏剧活动,曾担任易卜生《玩偶之家》等剧的主角。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广泛钻研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的剧作。  
  1933年大学即将毕业前夕,曹禺创作了四幕话剧《雷雨》,于次年公开发表,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它不仅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1936年和1937年,曹禺分别出版了他的重要剧作《日出》和《原野》。曹禺抗战期间的重要剧作是《北京人》。新中国成立后,曹禺创作的剧本主要有《胆剑篇》、《王昭君》等。

  《雷雨》在一天时间(从上午到半夜)、两个场景(周家和鲁家)里,集中展开了周、鲁两家前后30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显示了作品严谨而精湛的戏剧结构技巧。该剧反复写蝉鸣、蛙噪,写雷雨到来前后的闷热,其用意不仅是渲染苦夏的"郁热"氛围,而且还在于暗示人物的情绪、心理、性格。
  
  更值得称道的是剧作的语言:首先,《雷雨》是以高度个性化的语言进行写作--从它的台词里,观众(读者)能听(看)得出各位角色的年龄、性别、地位、性格、心理;其次,《雷雨》的语言带有浓烈的抒情味--它的语言发自人物的肺腑,带有强列的情绪色彩,某些场合的台词(如第三幕周冲对四凤畅谈未来理想的台词)本身就是没有分行的抒情诗。《雷雨》以自己富有动感而精美的语言,充分展示了话剧这门“说话的艺术”的魅力。在千百个舞台上曾以多种面貌出现,被不同的人们饱含深情的演绎着,解读着,并一举将中国话剧推上了历史上最轰动热烈的颠峰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组织起抗日宣传队,开展抗日宣传,曹禺担任了宣传队长。这年10月12日一大早,他和宣传队的同学们坐火车到保定去宣传,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位姓赵的魁梧大汉,是长辛店铁厂的工人。他对学生们的抗日行动赞不绝口,说:日本人霸占咱东三省,就像在咱国家身上割了一块肉。娘疼儿心酸,谁割咱娘的肉,咱就跟他拼!曹禺从心里钦佩这位工人大哥的爱国之心,他想起自己正在构思的话剧《雷雨》,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渐渐在他心里清晰起来。

  曹禺率清华大学抗日宣传队在保定育德中学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了《月亮上升》等话剧。这部描写东北松花江群众掩护抗日武装队员过江的话剧,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育德中学附近有个铁厂,曹禺与工厂的工人们座谈,工人们纯朴的形象,生动的语言,和曹禺在车上遇到的那位姓赵的工人融合成了《雷雨》中的鲁大海。多少个日日夜夜,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在清华园的小河边,曹禺为创作《雷雨》简直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几经揣摩构思,又用了6个月全神贯注地写作,曹禺终于完成了《雷雨》的最初创作。此剧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这时是1933年8月,曹禺即将从清华大学毕业,并受聘赴保定育德中学任教。
  
  在育德中学期间,他将此剧本进行了最后的完善。育德中学是同盟会员陈幼云1907年11月在原直隶讷公祠公立高等小学堂基础上创建的一所完全中学,1917年增设留法勤工俭学等工艺预备班,1931年又增设高级普通科,全校高初中合计有20个班左右,学生1000多人。学校要求理科教师要用英语授课,让学生毕业时达到大学预科程度,这样,英文课就颇为重要。曹禺被育德中学聘为英文教员,为学生讲授林语堂开明英语读本,英文经典,英文论说文范等课程。他在到育德中学任教之前,将《雷雨》的剧本送到了《文学季刊》。一部《雷雨》让他苦苦构思了近5年,苦心写作半年,五易其稿。写成后将剧本交给了他在南开中学的同窗好友靳以。靳以与巴金共同负责《文学季刊》的组稿工作,《文学季刊》的主编是郑振铎。靳以人很正直,他觉得曹禺是他的好朋友,就没好意思将《雷雨》剧本向主编推荐,稿子一直放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这期间,曹禺一直在育德中学尽心教学,但他始终放不下心爱的戏剧创作,于是,半年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继续深造。直到他离开育德中学,他的《雷雨》还是石沉大海。

  1934年7月的一天,靳以与巴金一起谈论《文学季刊》的组稿工作,巴金说:我们要注意文坛的新人,组稿面要宽一些。靳以便将曹禺的《雷雨》交给巴金。巴金当晚就读完,被深深打动,把剧本推荐给主编郑振铎,在当年《文学季刊》的第三期发表。之后很快由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在日本东京上演,东京神田一桥教育馆发行了《雷雨》的日译本,成为畅销书。鲁迅看了日译《雷雨》剧本颇为兴奋,对到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的左翼戏剧家曹禺。正在东京的郭沫若观看了《雷雨》的演出后亲自为《雷雨》的日译本作序说,《雷雨》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曹禺由此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一跃成为中国剧坛的巨星。


曹禺作为文明戏观众的历史,是从母亲(继母)的怀抱里开始的。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在清朝末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1909年初回国,辛亥革命前(1916)任黎元洪秘书,中华民国成立后,获中将军衔,曾任宣化府镇守使、察哈尔都统等职。母亲薛氏出生于商人家庭,生下家宝后三天因患产褥热病逝。曹禺曾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薛氏胞妹薛泳南成为家宝继母,始终把家宝看作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并终身未生育。曹禺的继母喜欢看戏,他从小就跟着继母看了很多京戏、地方戏和文明戏。

曹禺是爱美剧的业余演员,但他作为业余演员的历史,则早在"爱美剧"出现之前就开始了。1915年,5岁的曹禺由表兄刘其珂作家庭教师,读诗背经,并开始与小同学演戏编戏,但没有上过正规的小学。1920年结束私塾学习,进入天津银号"汉英译学馆"学习英语,并开始接触莎士比亚等外国作家的作品。“爱美剧”作为一个运动,出现在1921年以后。

1922年进入南开中学二年级学习,与靳以(章方叙)同学,并成为终身好友。1923年开始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但他承认,“《狂人日记》当时没读懂”,而《女神》却使他的血“沸腾”起来。1925年,15岁的曹禺正式加入南开中学文学会和南开新剧团(这是我国话剧界较早的剧团之一,由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张伯苓创建于1909年,周恩来曾是其中的活跃分子)的活动,开始了他的演剧生涯。

1926年开始在天津《庸报》副刊《玄背》上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第一次使用笔名“曹禺”。后陆续在《南开周刊》、《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杂文,以及莫泊桑的翻译小说等多篇。其诗作《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和《南风曲》有着郭沫若《女神》的影响。1927年他还参加了丁西林、田汉和易卜生剧作的排演。

曹禺作为左翼戏剧运动影响下的作家,虽然是1934年以后的事,但在1928年,曹禺担任《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后,就开始了《雷雨》的构思。他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但两次投考协和医学院都未被录取。同年夏天,曹禺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免试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但他对政治经济学课程不感兴趣,1930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报考清华大学。9月,曹禺与八位同学一起转入清华大学,插入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就读,广泛涉猎西方文学特别是戏剧文学,课余还常常与巴金、靳以去看京剧。年底,与钱锺书等人一起成为《清华周刊》编辑。

1933年,23岁的曹禺开始写作构思了长达五年的剧本《雷雨》和毕业论文《论易卜生》。曹禺参加清华大学留美考试,未被录取。毕业后去保定明德中学任英语教师。年底生病回京,病愈后回清华研究院,专事戏剧研究。1934年1月,由郑振铎主编,巴金、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创刊,巴金在靳以那里看到《雷雨》后,主张立即发表,7月,《雷雨》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当时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而引起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好评。1935年,由东京帝国商科大学的中国学生邢振铎译为日文,由留日学生剧团中华话剧同好会于4月27日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郭沫若看后立即撰文《关于曹禺的〈雷雨〉》,大加赞赏。8月17日,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作国内的首次公演(也是该剧第三次公演),立即引起轰动,著名京派戏剧家兼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发表《〈雷雨〉》一文称:这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

1934年9月,应邀去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36年5月,在巴金等到人的鼓励和催促下,开始创作《日出》,白天为女师学生上课,晚上埋头写作,6月至9月开始在《文季月刊》第1-4期上连载。1936年,在曹禺尚未写出第二部作品《日出》时,《雷雨》即作为《曹禺戏剧集》(第一种)由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因此,《日出》不仅是巴金的期待,也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日出》发表后,由萧乾主持,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各种派别的几乎所有大家,包括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靳以、李广田、朱光潜、杨刚、荒煤和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中国通"谢迪克等,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为一个剧本,整个评论界如此迅速、如此兴师动众,在中国话剧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1936年8月,应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邀请,赴南京任教,讲授“剧作”、“西洋戏剧”和“现代戏剧与戏剧批评”等课程。11月,在南京导演话剧《镀金》。1937年4月至8月,《原野》在靳以主编的《文丛》第一卷第2-5期上连载。

1938年初,随剧校迁往重庆。10月,与宋之的合作改编《全民总动员》(原剧为宋之的、陈荒煤、罗烽、舒群集体创作的《总动员》),当月公演,轰动重庆。1939年春,随校迁往江安。暑假期间,创作《蜕变》。夏末去昆明导演《原野》和《黑字二十八》(即《全民总动员》)。初冬率剧校师生赴重庆演出《蜕变》,蒋介石看后下令禁演。1940年秋开始创作《北京人》,翌年公演。1942年初辞去剧校教职,夏,到重庆唐家沱,创作改编巴金的《家》。1943年8月,为创作历史剧《李白与杜甫》作准备,与友人赴西北旅行,回重庆后以此行的感想创作表现大后方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矛盾的《桥》。1946年,与老舍同时接到美国国务院邀请,经上海赴美讲学,并两次会见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1947年返回上海,后进入上海文华影业公司任编导,写成电影剧本《艳阳天》,自导演。1948年底,到香港。1949年初经中共地下党安排经烟台到北平。

1949年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1951年自编《曹禺选集》,对《雷雨》、《日出》、《北京人》作大量修改。同年任《剧本》、《人民文学》编委。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专演话剧的国家剧院)成立,任院长。同年,为创作以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主题的剧本《明朗的天》收集素材,1954年开始创作,1956年获"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剧本、导演、演出一等奖。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创作历史剧《卧薪尝胆》(后改名为《胆剑篇》),并就剧中的若干史料问题请教沈从文,沈从文回长信详细叙说战国时期吴越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后又对该提出修改意见。1962年8月,在北戴河度假期间开始创作《王昭君》。文革期间曾先后被纠斗、在北京人艺剧团和宿舍看守传达室。1973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被安排在北京话剧团工作。1975年参加第四届人大。1978年北京话剧团恢复原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次任院长。同年8月,为创作《王昭君》去新疆,并完成初稿,载《人民文学》当年第11期。1996年12月13日逝世。

二、曹禺的话剧创作

《雷雨》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明显受到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和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等西方戏剧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影响,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现了20年代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性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各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为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从而使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完全中国化,成为我国新文学中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

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周朴园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方面。

周朴园是《雷雨》的主人公,是剧中各种悲剧的根源。作品以他为中心,安排了两条主要的线索:一是他与妻子蘩漪的冲突,以表现家庭内部的矛盾;一是他与矿工鲁大海的冲突,以表现他与工人的对立,这两条线索又通过侍萍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尖锐复杂的戏剧冲突。周朴园是一个狠毒凶残的资本家,作者通过鲁大海之口,揭露了他血淋淋的发迹史: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时,他故意让江堤出险,淹死了两千多个工人,进而将每个工人的抚恤金中扣去300块钱。只要能弄钱,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周朴园更是一个专制冷酷的封建家长,在家中,他的话就是法律,为了贯彻他的意志,不惜牺牲任何人的幸福。他与蘩漪的关系,表面上是一种夫妻关系,实际上却完全是一种主仆关系,他需要蘩漪做的,只是为孩子们树立一个“服从的榜样”。在“第一幕”他强迫蘩漪喝药的一场戏中,蘩漪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先是让小儿子周冲端着药去劝,看着周冲含泪的眼睛,蘩漪只好退而求其次,请求留到晚上再喝。可他仍不肯让步,又命令大儿子周萍去劝,并且要跪着劝,直到蘩漪认输方才罢手。在他的眼中,根本没有蘩漪独立的人格和起码的尊严,他关心的也不是妻子的健康,而只是自己的意志。

周朴园与前妻侍萍的关系,更充分暴露了他伪善的本质,年轻时他诱骗了侍萍,当他以为侍萍已经投河自尽后,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纪念自己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真爱,不仅将自己儿子的取名为"周萍",保留了侍萍生周萍时的房间模样,甚至喜欢关窗的习惯,而且还一直把侍萍当作"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要为她修一座墓。但是,当他日思暮想的侍萍以女佣母亲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时,竟马上翻脸不认人。

但曹禺并没有把周朴园作为一个阶级的典型,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塑造的。他对蘩漪的冷酷,是因为他始终无法得到她的爱;他与鲁大海的冲突,则是当时社会上日益激烈的劳资矛盾的反映;而对侍萍的翻脸,则因为他不敢正视自己心爱的姑娘重又嫁人生子的现实,最后,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的客厅时,他怀着忏悔的心情,命令周萍前来与自己的生母相认。虽然作者在创作之初,“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但是,“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而从人的角度去感受生活,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这正是易卜生的戏剧观。

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蘩漪形象的塑造上。

蘩漪“是一个受过一点新的教育的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热情和力量在她心里翻腾着。”曹禺在剧本的“舞台提示”中这样写道,“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她是周朴园的续弦,如果算上侍萍,她实际上是周朴园的第三个妻子。

蘩漪来到周家18年,不但没有得到丈夫平等的爱,反而在精神上受到长期的摧残。她知道丈夫年轻时的荒唐事,知道周萍是丈夫与女佣的女儿生的“私生子”,也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为纪念这个儿子的生母所保留的房间。而丈夫对她,则仅仅是看作一个儿子们的榜样。这种压抑的家庭环境和不平等的待遇,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她怀着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怀着对周家的报复,疯狂地缠着大少爷周萍。而当她发现周萍喜新厌旧,想摆脱她转而去追求四凤时,她更不惜追到鲁家,在鲁大海将要发现周萍的关键时刻,关上窗户,断了周萍的后路,把他暴露在鲁大海面前,想借鲁大海的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终于导致了四凤触电身亡,周萍也开枪自杀。

蘩漪形象的成功,主要就在于作者深刻地表现了她矛盾复杂的“雷雨式”的性格。她对周朴园表面上是屈从的,但内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和反抗。她追求周萍,不惜陷入“母亲不低频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可悲境地,这与其说是爱的爆发,不如说是恨的宣泄。”蘩漪是作者认为“值得赞美”的人物,所以在创作中,作者着力描写了她因“环境的窒息”而做出的一次“困兽的搏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生命里所交织的“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曹禺:《雷雨·序》)。

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侍萍形象的塑造上。

侍萍是无锡周公馆女佣梅妈的女儿,被周家大少爷周朴园诱骗,与他生了两个儿子--周萍和鲁大海。30年前的一个除夕,她生下第二个儿子才三天,周朴园为了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赶走了侍萍。那天晚上,侍萍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跳了河,人们都有以为她死了,但她被人救起,并且又嫁了两次人,还生了个女儿,就是现在的鲁四凤。

这个性格刚强而受尽侮辱和迫害的女人,一直在努力摆脱命运的安排,由于她自己的母亲是佣人,自己才如此命苦,被人玩弄又被人抛弃,因此,她一直不准自己的女儿再蹈自己的覆辙,没想到丈夫鲁贵又把女儿送进了公馆做使女。为了把女儿找回来,没想到自己又踏进了周家的大门。命运更作弄的人是,她的女儿又同样地与公馆里的大少爷不清不白,而这位大少爷竟是周萍--四凤同母异父的哥哥。由于作者在当时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像侍萍这样的“下人”有何出路,他的所见所闻全是无论怎样挣扎也不能改变自己境遇的人,因此,也就只能用"命运悲剧"来替他们作解释了。

受西方古典主义戏剧观的影响,《雷雨》在结构上十分讲究,四幕戏的时间集中在一天之内(从上午到深夜),地点也集中在周鲁两家的范围内,出场的八个主要人物全都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因此,作者自己也意识它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也运用得太过分。此外,作者还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现代悲剧观的影响,在渲染悲悯的宗教思想和神秘的命运色彩的同时,又强调距离的审美效果。在初版本中,特别设计了相同场景的"序幕"和"尾声",让人们早早在就知道了故事的结局:十年后,周公馆成了教会医院,这里住着两个疯了的老妇人--蘩漪和侍萍,周朴园也成了基督教徒。让人们在了解了故事发生的原由后,能够再回味心中曾涌起的那份情感。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华丽客厅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具体地点,展示了“有余”和“不足”两个社会阶层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实现了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揭露。全剧共四幕,其时间分别为:黎明,黄昏,午夜,凌晨。作品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物:一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在社会上发生不同变化的青年学生,如堕落为交际花的陈白露、仍然向往光明的方达生;二是"有余者"的代表和附庸,如银行家潘月亭、大丰银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顾八奶奶、面首胡四、打手黑三、洋奴张乔治、大旅馆茶房王福升以及没出场的恶霸金八等;三是社会底层的“不足者”,如妓女翠喜、被银行抛弃的小职员黄省三、不幸落入黑社会之手的小东西等。

曹禺在清华读书期间,特别是在河北女子师范教书期间,见识过许多“娜拉式”的新女性,陈白露就是她们中的一位。在没有走进社会之前,她们都是美丽而纯真的"竹均",对未来充满理想;走进社会后,很快就变成了玩世不恭的“白露”。她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美丽,在娱乐圈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暂时在现代大都市中站住了脚,没有重蹈子君的覆辙,但是,却面临着娜拉和子君都未曾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如何抵御金钱的诱惑和腐蚀。于是,很快投入了银行家潘月亭的怀抱,完成了从“不足者”到“有余者”的变化。方达生的出现,唤起了陈白露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但过去的美好也仅仅是回忆中的一点残留,她清楚地知道,已经回不去了,自己只是潘月亭养在鸟笼里的一只金丝雀,即使有方达生的援救,即使鸟笼的门可以打开,也已经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不会自己觅食了。陈白露是作者心中的一个理想,也是作者对这个理想的哀思,因此,即使她已经被彻底的锈蚀,但在作者的心目中,她仍然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性,为了保护被人随意买卖的“小东西”,甚至不惜与金八作对。

在作品中,潘月亭、李石清和黄省三,构成了一个既互为对照又互为补充的“三段式”人物链,很好地表现了“有余者”和“不足者”的对立和变化。潘月亭和黄省三可以看作是“有余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则可以看作是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典型。因此,作品中的“潘李之间的冲突”和“李黄之间的冲突”都是作者有意识地要“着力”描写的重点片断,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让人们看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残忍”。

李石清是一个极端自私而又阴险狡猾的人,而黄省三则是一个非常神经质而又胆小怕事的人。通过李黄之间的冲突,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石清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动因。黄省三现在的处境,就是李石清的过去,也有可能是李石清的另外一种前途,如果他不是像现在这样丧心病狂地不择手段往上爬,他完全有可能落入或重新落入黄省三的境地。反过来说,如果黄省三也像李石清一样有心计有手腕还有胆量,他也可能成为李石清第二。而李石清如果拥有了潘月亭的钱财和权势,他就会比潘月亭更加贪婪和荒淫。现在的李石清就如同“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在对待媳妇时就比当年的婆婆更加残忍。李石清非常看重自己现在的"襄理"位置,他深知自己往上爬的艰辛和屈辱,他看见了现在的黄省三就像看见了过去的自己,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像黄省三这样的怯懦者和失败者。

与《雷雨》曾受到许多批评一样,《日出》也曾遭到不少严厉的质疑。诸如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喜剧因素问题、第三幕(宝和下处)的安排是否合理的问题,以及“突击了‘现象’而忘记了应该突击的‘现实’”,“没有把笔锋直接指向造成一切黑暗和罪恶的根源的帝国主义”等等,最后的焦点,集中在了从《雷雨》到《日出》的变化,是作者的进步还是退步的关键问题上。这是一个仍然可以进行再探讨的问题。一个得到了多数人认同的意见是:曹禺的这次“试探一次新路”的努力,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作者的第三部作品《原野》发表以后。

如果说《雷雨》主要体现了作者的对中国封建家庭的认识,《日出》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现代都市社会的认识,那么《原野》则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人的精神承受力的理性探讨。《原野》的故事是在一连串血海深仇的背景下展开的:仇虎的父亲仇荣,被当过军阀连长的恶霸地主焦阎王活埋,仇家的土地被抢占,仇家的房屋被烧毁,仇虎的妹妹被送进妓院而惨死,仇虎的未婚妻金子也被焦家的儿子焦大星强占,做了“填房”,仇虎自己也被投进了监狱。

曹禺敢于将《原野》的背景放在自己并不熟悉的农村,并不是要追随时代潮流去表现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而是要借一个发生在农村的具有传奇性的复仇故事,挖掘一个人在强烈的爱与恨夹击下丰富而脆弱的内心世界,表现人充满反抗意识的原始生命力和复仇者的心理变化。因此,作品一开始就将从狱中逃出来复仇的仇虎,置于欲复仇不能,而欲放弃又不甘的尴尬境地。仇虎胸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然而,害得他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焦阎王已经先他而去,剩下的只是瞎眼的焦母、懦弱的焦大星。
曹禺现象
曹禺现象:迅速崛起与迅速衰退
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之后,1936年曹禺发表《日出》、1937年发表《原野》,1938年发表《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作),1939年发表独幕剧《正在想》,1940年发表《蜕变》,直至1941年《北京人》完成,短短几年时间,曹禺的创作水准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都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尤其是被誉为“四大名剧”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而彼时他仅有31岁。1942年曹禺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为话剧,风格与《北京人》颇有相通处。此后,他所写的独幕剧《镀金》,《桥》(未完成),以及解放后写的《明朗的天》(1954)、《胆剑篇》(1961,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和《王昭君》(1978)等剧,其艺术魅 力大不如前,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事实。
有许多学者认为,曹禺艺术创造力的衰退主要在于解放后受困于行政事务,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干扰,使他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因此,1949年成为他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学界一般趋向于认为曹禺艺术创作进入衰退期是在1949年之后。事实上,自从《北京人》之后,曹禺的创作就已经开始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迹象,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作品已不复出现,人们现在依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前期所写的“四大名剧”。
为何曹禺在短短数年内能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在文坛迅速崛起,而后又在正当盛年之时其艺术创造力很快下滑?曹禺前期剧作的原创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是哪些因素赋予这些剧作如此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曹禺后期剧作的生命力为何迅速衰退?导致他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诸多研究者在反复探究的问题。
应该说,曹禺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他站在人类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他是用一种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心灵语言去讲述人的不幸遭遇,以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来看待人的痛苦。他的立足点,他的悲悯情怀,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都能深切理解并产生强烈共鸣。而曹禺创作生命力的衰退,与其说是他被困于行政事务与政治运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他前期的作品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中被广泛误读的结果。尤其是当时过分强调切近时势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曹禺产生了巨大影响。曹禺剧作中凡是与时势相切合的内容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与时势相对有距离的内容则大受攻击 ① 。这些误读所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最终使曹禺对自己的创作方向产生了误解,并由此导致他的创造力偏离了自己所熟悉的轨道而进入了他人设定的轨道。也可以说,正是始于三四十年代并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社会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使曹禺极富原创性的创作受到了严格的制约而无法自由发展。
十年磨刀,一朝杀人.
生命的方式只有两种,燃烧或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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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简介

        茅盾本名沈德鸿,字雁冰,现代著名作家,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这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它紧邻着现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这造成了茅盾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精致入微的笔风。
        
        他十岁丧父。许多中国作家、政治家的“第一教师”是寡母,茅盾即由其母抚养长大。从北京大学预科读毕,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就在这时候。接着他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宣传部的代部长是毛泽东。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幻灭》、《动摇》、《追求》和《虹》,遂拿起小说家的笔。这段上层政治斗争的经历铸成他的时代概括力和文学的全社会视野,早期作品的题材也多取于此。左联期间他写出了《子夜》、《林家铺子》、《春蚕》。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等。文艺界为他庆了五十寿,他的声名日隆。建国之后,他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很难分身创作。到了“史无前例”的日月,挨批靠边,稍稍平稳便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1981年辞世。



茅盾笔名


        茅盾、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形天等,都是他常用的笔名。



茅盾生平


       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外,也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著作。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茅盾10岁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较早。小学前便读过家塾、私塾。8岁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生。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文、修身和算术教科书,并且对绘画发生了兴趣。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眼光里,小说之类被称为诲淫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达的父母的允许。《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这时爱读的书。从茅盾小学时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见,当时便流露出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茅盾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学度过的。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茅盾热情地迎接了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来。在学校里,由茅盾和几个同学发动,抨击了一个不得众望的学监,而被学校除名。于是,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校学习,并在那里毕业。在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师长,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指导,但整个的学习空气是陈旧的。“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这一切曾给茅盾以古典文学的修养,但在他的回忆里更多的却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东西,他几乎把课余时间都消磨在看小说上。古典小说启迪了他的文思,同时也在他的作文格调上显露出印迹。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的窘迫,便开始工作谋生。1916年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开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课卷,继之和别人合作译书。这样,便有最初的翻译《衣食住》(卡本脱著)问世。不久,又到国文部编写《中国寓言》,一面也参与《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1920年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茅盾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这时连续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和《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等论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学见解。同年11月,茅盾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12月底,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联系,并于1921年 1月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当时,茅盾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探讨、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度,茅盾发表的译著约130余篇。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于文学革命活动。两年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守旧派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不满,茅盾辞去了该刊的主编职务,转到国文部工作。

        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1921年初,茅盾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后,曾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从事党中央联络员工作。这时期,也曾先后在党所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茅盾直接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 6月,和郑振铎等创办了《公理日报》,不久被迫停刊。8月,作为职工代表,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后,茅盾和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1925年底,茅盾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广州工作,在毛泽东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秘书。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

        1926年底,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茅盾赴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1927年春,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从4月至7月间,为该刊撰写社论、述评30余篇。 7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茅盾撤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九江后因路途阻塞,经牯岭回上海。这时,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从此,他以茅盾为笔名,开始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

        1927年9月,发表《幻灭》,至1928年6月,又先后完成《动摇》、《追求》──即三部曲《蚀》的创作。同年7月,离上海去日本,先住东京,后迁京都。客居日本期间写有长篇小说《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作;以及《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和《北欧神话ABC》、《中国神话研究ABC》等著作;《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论文。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执行书记。从此,茅盾和鲁迅在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1931年,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茅盾等8名作家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7月,致电南京政府营救被监禁的国际工联的牛兰夫妇。

        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1936年2月,当获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鲁迅与茅盾发出致中共中央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同年10月,茅盾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27至1937年,是茅盾创作的成熟和丰收的阶段。这期间,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长篇《子夜》。《子夜》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状貌的小说。它的出版,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历史途程上的里程碑。瞿秋白评价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与国货年》)。与此同时,还完成优秀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的创作;翻译了丹钦科的《文凭》和吉洪诺夫的《战争》等书;此外还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文学》等刊物上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文艺短评和作家研究专论。

        1937年抗战初期,他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上海沦陷后,茅盾辗转长沙、武汉、香港、广州等地。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4月,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时又为在香港复刊的《立报》编辑副刊《言林》。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里跑?》),便是这时完成的。12月,应杜重远的邀请,经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1939年3月抵新疆。在新疆学院任教。4月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被推举为委长。1940年,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反动面目日益显露,茅盾被迫于 4月底离开新疆,经兰州、西安于5月末抵达延安。在延安期间,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讲学。在《中国文化》、《大众文艺》等报刊撰文多篇。10月,从延安到达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这时,陆续完成了优秀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的创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逆流日趋严重,茅盾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离开重庆到香港。5月,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茅盾为编委;并在该刊连载了长篇小说《腐蚀》,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9月,主编《笔谈》半月刊,计7期。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港,茅盾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离开香港辗转达桂林。在桂林的9个月期间,写下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等作品。1942年底再赴重庆。1943年8月起,长篇《走上岗位》陆续发表(未完成);1945年,完成了第一个剧本《清明前后》的创作,并于9月在重庆上演。这一年的6月,进步的文艺界为纪念茅盾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并发起茅盾文艺奖金征文。

        抗战胜利后,茅盾于1946年3月离开重庆,经广州、香港,5月到达上海。主编《文联》杂志;并参加呼吁和平、争取民主的活动。在香港期间,曾连续发表《应走和平民主路线》《认清国情》等讲演。6月,和上海进步文化界一起呼吁和平,发表《上书蒋主席马歇尔及各党派》;7月,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茅盾等致电国际人权保障会,揭露国民党罪行;10月,沈钧儒、茅盾等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等文章。同年,翻译的苏联小说集《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出版。同年末,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离上海赴苏联访问。1947年1月起《游苏日记》陆续发表。4月,从苏联归国到达上海。这次访问,著有《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书。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愈加残酷地实行法西斯统治,茅盾被迫于1947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5月,茅盾等发表《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在同年6 月,茅盾和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吁请海内外同胞团结起来,促成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7月,参与了《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文艺周刊》。长篇小说《锻炼》便是在该刊连载的,此外还写作了一些短篇,并完成了《脱险杂记》。同年底,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茅盾夫妇离香港,经大连、沈阳,于1949年2月到达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7月,茅盾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国统区文艺》的报告。会上,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考验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的著述计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和《茅盾诗词》(包括建国前的部分),晚年,经受着病衰的苦痛,仍致力于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茅盾的著作,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计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脱险杂记》、《茅盾论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茅盾文艺评论集》、《茅盾译文选集》、《世界文学名著杂谈》、《神话研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以及长篇《锻炼》等。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录了他的全部文学著作。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临终前,他恳切地向党提出:“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荣耀。”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金”),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主要作品


        《子夜》出版于1933年,震动了中国文坛,瞿秋白把这一年称为“子夜年”,可见它的影响之大。这部长篇围绕着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赵伯韬之间的尖锐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反动当局镇压和破坏人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掮客的活动,中小民族工业被吞并,公债场上惊心动魄的斗法,各色地主的行径,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艺术地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风云,反映了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风貌。茅盾以《子夜》这部长篇杰作的创作,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子夜》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1896一1981创作的长篇小说,初版印行之时1933年即引起强烈反响。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子夜〉和国货年》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瞿秋白的预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荐十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巨著时,便选择了《子夜》,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媲美的杰作。
        
        茅盾的小说,素以全景式地展现宏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见长。《子夜》的舞台设置于三十年代初期上海。作家并没有截取某条小巷或某个街角,而是从居高俯视的视角,整体展示这座现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资本家的豪奢客厅、夜总会的光怪陆离、工厂里错综复杂的斗争、证券市场上声嘶力竭的火并,以及诗人、教授们的高谈阔论、太太小姐们的伤心爱情,都被组合到《子夜》的情节里。同时,作家又通过一些细节,侧面点染了农村的情景和正发生的中原的战争,更加扩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从而实现了他所设定的意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使一九三零年动荡的中国得一全面的表现。”当然,茅盾的“大规模”“全面”描写,并不是把各个生活断片随意拼帖在一起。他精心结构,细密布局,通过主人公吴荪甫的事业兴衰史与性格发展史,牵动其它多重线索,从而使全篇既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场景,又沿着一个意义指向纵深推进,最终以吴荪甫的悲剧,象征性地暗示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性认识:“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茅盾近乎以写史的态度创作小说。《子夜》的情节,是被镶嵌在一九三零年五月到七月这一真实的历史时空里的。小说中描写的一些情景,如公债交易、蒋冯阎大战等,都是有据可查的真实的史实。《子夜》把这类非虚构性的话语引进小说,与虚构性话语融汇、辉映,应该说是相当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文体试验。《子夜》的史诗品格,无疑得益于“诗”与“史”两种语言巧妙调适与组合。
      
       《子夜》在整体布局上具史诗般宏阔,但细节描写的笔触又极为委婉细致,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颤动的波纹。这一特点,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先生就曾指出过并大加赞赏,称《子夜》“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茅盾认为吴宓的评论真正体会到了“作者的匠心”。

       《蚀》描绘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动态。《林家铺子》以林老板经营的小店铺的兴衰沉浮为中心,多方面地描写了林老板与整个社会的联系,阐释了林家小店铺的破产是整个工商业共同的前途的重要思想。《春蚕》通过农民老通宝一家人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加困苦的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农民真正的出路,需在丰收之外去寻找。如同《子夜》一样、《林家铺子》和《春蚕》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社会剖析小说。它们长期地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是供青少年学习的范文。《林家铺子》和《子夜》还被拍成电影,在中国广大城乡引起强烈反响 。



小说意义


        文学史界近年来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这一派来源于19世纪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我们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里可以看得分明。这部写于70年代并未经最后修饰的草稿,它的巴尔札克、托尔斯泰式的叙事,精细的环境与人物服饰描摹所流露的旧说部的笔趣,是再明显不过了。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直至80年代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兴起,一种更偏于个人内心的新一代叙事风行于世。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任的,也是这种“新兴”作家的角色。绕开茅盾是不成的,试图把一个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样不成。另外,每一代的文学承传是“积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对上一代“狂轰乱炸”,采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头来你会发现手中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们永远要为获得现代知识的ABC 而缴纳昂贵的“学费”。实际上,后现代派的作品与评论,并没有把现代派的一切都扫荡干净呀!现代派对写实派也不像人们想的是扫地出门。我们今天读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们“寓言”式的结构的同时,会觉得故事、环境、人物这些小说的基本因素仍然活泼泼地存在着,它们只会变形,而不会彻底消失。茅盾小说的意义正在这里。



茅盾先生的名作

【长篇小说】:
《子夜》、《蚀》三部曲 、《腐蚀》、《虹》 、《锻炼》 、《霜叶红似二月花》 、《霜叶红似二月花》续稿 、《多角关系》

【短篇小说】:
《报施》、《创造》、《春蚕》、 《大鼻子的故事》 、《林家铺子》、《色盲》、《诗与散文》 、《石碣》 、《手的故事》 、《水藻行》 、《小巫》、《烟云》 、《有志者》 、《自杀》

【散文】:
《白杨礼赞》、《卖豆腐的哨子》、《人造丝》、《全运会印象》、《车中一瞥》、《鞭炮声中》 、《谈月亮》 、《雾中偶记》、《大地山河》



【关于茅盾文学奖】


茅盾文学奖是根据茅盾先生生前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而设立的,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十年磨刀,一朝杀人.
生命的方式只有两种,燃烧或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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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简介:
    梁实秋(1903.1.-1987.11.3)原籍浙江杭县,生于北京。学名梁治华,字实秋,一度以秋郎、子佳为笔名。

    1915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在该校高等科求学期间开始写作。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1920年9月发表于《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1923年毕业后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第二年到上海编辑《时事新报》副刊《青光》,同时与张禹九合编《苦茶》杂志。不久任暨南大学教授。

    最初他崇尚浪漫主义,发表不少诗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受新人文主义者白壁德影响较深。他的代表性论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1926年在《晨报副镌》发表,认为中国新文学存在浪漫主义混乱倾向,主张在理性指引下从普遍的人性出发进行文学创作。1930年,杨振声邀请他到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1932年到天津编《益世报》幅刊《文学周刊》。1934年应聘任北京大学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1935年秋创办《自由评论》,先后主编过《世界日报》副刊《学文》和《北平晨报》副刊《文艺》。

    七七事变,离家独身到后方。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到重庆编译馆主持翻译委员会并担任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常委,年底开始编辑《中央日报》副刊《平明》。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任师大英语系教授。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后兼系主任,再后又兼文学院长。1961年起专任师大英语研究所教授。1966年退休。

    40岁以后着力较多的是散文和翻译。散文代表作《雅舍小品》从1949年起20多年共出4辑。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载,到1970年完成了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晚年用7年时间完成百万言著作《英国文学史》。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评论)与闻一多合著,1923(自费刊印)

《浪漫的与古典的》(评论集)1927,新月

《骂人的艺术》(杂文集)1927,新月

《文学的纪律》(评论集)1928,新月

《偏见集》(评论集)1934,台.正中

《约翰孙》(评论)1934,商务

《雅舍小品》(散文集)1949,台.正中

《实秋自选集》1954,台北胜利书局

《谈徐志摩》(散文)1958,远东

《梁实秋选集》1961,台北新陆出版社

《清华八年》(散文)1962,重光

《秋室杂文》1963,文星

《文学因缘》(散文)1964,文星

《谈闻一多》(散文)1967,传记文学

《秋室杂忆》(散文)1969,传记文学

《略谈中西文化》1970,台北进学书局

《实秋杂文》1970,仙人掌

《关于鲁迅》1970,台北爱眉出版社

《实秋文存》1971,蓝灯

《西雅图杂记》(散文)1972,远东

《雅舍小品续集》 1973,台.正中

《看云集》(散文)1974,志文

《槐园梦忆》(散文)1974,远东

《梁实秋自选集》 1975,黎明

《梁实秋论文学》 1978,时报

《梁实秋札记》1978,时报

《白猫王子及其他》(散文)1980,九歌

《雅舍小品》(3、4集)1982一1986,台.正中

《雅舍杂文》 1983,台.正中

《雅舍谈吃》(散文集)1986,九歌

《英国文学史》1985,台北协志工业丛书出版公司

翻译书目:

《阿伯拉与哀绿绮斯的情书》(散文集)英国密尔顿著,1928,新月

《结婚集》(短篇小说集)瑞典斯特林堡著,1930,中华

《潘彼得》(小说)英国巴利著,1930,商务

《西塞罗文录》 罗马西塞罗著,1933,商务

《职工马南传》(长篇小说)英国哀里奥特著,1932,商务

《威尼斯商人》(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6,商务

《奥赛罗》(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6,商务

《哈盂雷特》(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1936,商务

《暴风雨》(剧本)英国莎士比亚著, 1937,商务

《吉尔菲先生之情史》1944,黄河书局

《情史》英国乔治.艾略特著,1945,重庆黄河出版社

《咆哮山庄》(长篇小说)英国 E.勃朗特著,1955,台.商务

《百兽图》英国奥威尔著,1956,台.正中

《莎士比亚戏剧集20种》 1967,文星

《雅舍译丛》(诗文集)1985,皇冠

《莎士比亚全集》(戏剧37集、诗3集)1986,远东





梁实秋与鲁迅


关于鲁迅

梁实秋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份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当面对被揭出的人生黑暗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智者将以深思,回省自身,然后择法改之;愚者不谋自赎,反指责对方不详细告知自己哪里是坦途。----宇慧按)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後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这种判断句毫无力度。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像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Q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Q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Q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Q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这种比较倒实在有胡搅蛮缠之嫌。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To see life steadilyand see it whole)。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Matthew Arnold批评英国人巢塞Chaucer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梁实秋故居
     
            ——内务部街39号

王之鸿
  
  内务部街属东城区朝阳门地区,是东四南大街路东从北往南数的第六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四南大街与朝阳门南小街,长700多米。明代,称“勾阑胡同”,“勾阑”亦写作“勾栏”,原意是指戏剧演出场所,后引申为“妓院”的别称。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改巡警部为民政部,衙署设在此处,遂称“民政部街”;民国时,北洋政府的内务部设在此处,改称“内务部街”;“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二十条”,后复称“内务部街”。
  内务部街39号,旧时的门牌是内务部街20号,在胡同中段北侧,是一座三进四合院,坐北朝南,院门是被称作“如意门”①的屋宇式街门,院门外原有三步台阶,由于胡同内的地面增高,如今只剩半步台阶了。据梁实秋之女梁文茜回忆“梁实秋老宅与傅作义住宅后门正好南北相对,原为内务部街20号,现新门牌改为39号。实际相邻的37号和41号原均系梁家所有。37号是传达室和外客厅,41号是老师周香如住宅,39号是梁氏家族居住。”
  内务部街37号、39号、41号,旧时的门牌分别为19号、20号、21号,现为三个独立院落,共有房屋63间,建筑面积近1060平方米,大部分为居民住宅,其中39号临街的倒座南房为“内务部社区工作站”用房。
  当年内务部街20号的建筑格局大致是由外院、里院、后院等5个院落组成的三进四合院。进入街门,两侧各有4扇绿色屏风门,东侧屏风门内是一个独立小院,且另有门牌,为“内务部街19号(今37号)”,梁家人称其为“外院东院”,有北房、南房各3间。西侧屏风门内有北房3间、耳房1间、南房3间半,梁家人称其为“外院西院”。“外院西院”的西墙为绿色屏风隔断墙,穿过隔断墙的屏风门,又是一个小院,梁家人称其为“西小院”,有北房、南房各两间。外院与里院由“垂花门”②沟通,里院有北房3间,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里院东厢房东侧至院墙之间的庭院与后院相连,形成一个曲尺型的院落,后院只有北房3间,还有水井一口,其余的便是花草树木,相当于一个小花园,是梁宅的清静之处。
  梁实秋在内务部街20号前后三次共住了二十多年,第一次,从1903年住到1919年;第二次,从1934年住到1937年;第三次,从1946年住到1948年。
  1903年1月6日,梁实秋出生在里院西厢房,待到1948年他离开这个院子时,则主要住在“西小院”,北房是卧室,南屋是书房。梁实秋的客厅是“外院西院”的南房,客厅的南墙上挂着徐悲鸿的“奔马”,上书“哀鸣思战斗送实秋文豪”。
  内务部街20号是梁实秋的出生地。对于梁实秋而言,“故居的一枝一叶,一草一木,是那样的引人动情。”梁实秋在故居卧室后面建有一个在当时属于很讲究的卫生间,卫生间的外面有一棵大枣树,品种是北京的特产——郎家园尜尜枣的,枣树至今仍在。1981年,梁实秋的女儿采了一枝挂满青枣的树枝,作为家乡的礼物送给身在台北的梁实秋。引起文人伤感,“青枣一枝传佳话,掀起游魂未了愁”。
  梁实秋的祖籍是浙江省杭县(今余杭市),但梁家早已入了北京籍;所以,北京是梁实秋的故乡。梁实秋称北京是他“儿时流连的地方,悠闲享受的所在。”梁实秋怀念全聚德的烧鸭(烤鸭)、六必居的酱菜、玉华台的核桃酪、信远斋的酸梅汤……梁实秋怀念北京的豆汁、灌肠、老豆腐、羊头肉……以致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的家中,听到胡同里卖羊头肉的吆喝声,已经快入睡的他,还是披上衣服跑到外面买了一包,回来躺在被窝里,品着蘸有椒盐的羊头肉进入梦乡。
  梁实秋眷恋北京,但他还是离开了这座城市,直到客死他乡也没有回来。梁实秋说:“1948年冬,北平吃紧,风雨欲来,我想以避地为佳,仓皇南下,临行留函告之诸友。”
  梁实秋(1903—1987),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名治华,字实秋,祖籍浙江,生于北京。曾任教于东南大学、暨南大学、青岛大学、北京大学,主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益世报·文学周刊》、《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等,一度主编《新月》月刊,1949年后曾任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散文集《雅舍小品》,文学评论集《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秋室杂文》,译著有《莎士比亚全集》等,还主编了《远东英汉大词典》。
  梁实秋是“新月社”③的主要成员,主编过《新月》月刊。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的“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论争中,梁实秋主张文艺是超阶级的,一是反对以功利的眼光看待文学,二是认为文学应该表达亘古不变的人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为什么毛泽东专门指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呢?实在是鲁迅对梁实秋批评的太狠,说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职业比刽子手还更下贱”。其实,梁实秋对鲁迅的批评又何尝不狠呢?!河北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回望鲁迅丛书》的《围剿集》,所收录的文章以梁实秋的最多,且冠以“梁实秋等著”。所收录的文章有梁实秋的《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答鲁迅先生》、《“无产阶级文学”》、《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与牛》。
  梁实秋在《鲁迅与牛》一文中写道:“鲁迅先生究竟现在是吃哪一家的草,属于哪一个党,我并不知道,也并不想知道。”接着,引用《萌芽》月刊第五号有关批评鲁迅的一段文字:“鲁迅先生……将旧礼教否定了……将国家主义骂了,也将无政府主义,好人政府,改良主义……等劳什子都骂过了,然而偏偏只遗下了一种主义和一种党没有嘲笑过一个字,不但没有嘲笑过,分明的还在从旁支持着它。”引文之后,梁实秋发表评论:“这‘一种主义’大概不是三民主义罢?这‘一种政党’大概不是国民党罢?”这一段文字是耐人寻味的。
  须知,那是一个对红军进行疯狂军事围剿的年代,那是一个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年代!
  看来,论争的双方都超出了学术范围。不过,就学术而言,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也是存在是非曲直的。《〈雅舍小品〉现象——我观梁实秋的散文》的作者陈漱渝的观点是有启迪作用的:
  “梁实秋的文艺观与当时那种‘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文艺观,分属于两种截然对立的文艺体系,彼此发生冲突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事情,绝不是仅仅出于某一方的‘误解’和‘栽诬’。在那样一种敌人的刺刀对准了我们民族胸膛的血与火的年代,爱国作家究竟是应该‘拿笔杆代枪杆,寓文略于战略’呢,还是应该继续恬淡闲适之中来寻求艺术的人生情趣呢?如果我们谈问题不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应该是不难作出正确判断的。”
  
注:

①如意门,是北京四合院采用最普遍的一种宅门形式。
②垂花门,在府邸、宅院建筑群中常作二门,起着联系分隔内宅和外宅的作用。
③新月社,1923年在北京以聚餐会形式形成的文学社团,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等,1928年3月至1933年6月出版《新月》月刊,形成一种文学流派,被称为“新月派”。
  
十年磨刀,一朝杀人.
生命的方式只有两种,燃烧或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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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绢
     席绢:台湾言情小说家。90年代,其小说风靡于大陆,博得众多少男少女的心,成为年轻人的偶像。其小说构思独特,文笔幽默,被成为“冰淇淋”小说。

关于-席绢

本名---------------------吴珍英
籍贯--------------台湾 鹿港(现居:台中)
星座---------------------双鱼座
血型 ----------------------B型
喜欢的颜色----------------------红、黑、绿
喜欢的花-------------------------油菜花
喜欢的风景-------------------------夕阳
喜欢的食品-------以前是牛肉面,后来是阳春面以及汤头好的拉面
喜欢的动物 ------------------------ 文鸟
喜欢的格言----------------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喜欢的季节------------------------夏、秋
最难忘的事--------------------小学当选模范生
最想去的地方------------------------欧洲
最感激的人-----------------------启蒙老师
最喜欢的运动------------------------走路
最喜欢的休闲-----------------------逛书局
最爱读的书-----------------------古诗、词
最害怕的事之一一------------------无法安静写作
最害怕的事之二-----------------被人认出是“席绢”
最害怕的事之三一-------------------天气多变化
最讨厌的人---------------------欠缺礼貌的人
最喜欢的女性---------------------聪明、机智
最喜欢的男性-------------------负责任、有担当
最喜欢的艺术------------------------小说
最爱听的歌曲---------------------邓丽君的歌
最突出的性格一-----------------安静、低调、叛逆
绢的出生年月---------------------1972年2月
作品改拍电视剧-----------------《上错花轿嫁对郎》


补充:
身高155~160间  
体重45~52间  
主职—>写作  
个性—>龟毛、任性、自以为是、跩…  
以上补充,是绢给某读者回信中的说明


处女作发表时间(1993.11)
她的处女作是《交错时光的爱恋》——
“带着梦幻的期待,她穿越时空成为他的新娘,活泼柔媚的她,一再牵动他冰冷孤寂的心。爱,弥铺了千年的距离,串起彼此的心……”


所在出版社:飞田文化出版社(原名为台湾万盛出版社)
网址: target=_blank>http://www.fineteam888.com/
名称:飞田文化互动网

绢出道之前是商专毕业,出了60来本作品之后,“自找麻烦”去读研。
念的是中文系,2007年夏毕业——


席绢小说全集
《拔辣鲜报》席绢短篇小说全集
席绢学生时代的创作
《指环》《释放》
1993年10月 交错时光的爱恋
1993年11月 吻上你的心
1993年12月 浪漫一生又何妨
1993年12月 雪儿姑娘
1994年1月  使你为我迷醉
1994年2月 追寻今生的最爱
1994年4月 戏点鸳鸯
1994年4月 今生只为你
1994年9月 长辫子精灵的情事
1994年4月  独自去偷欢
1994年11月 抢来的新娘
1995年1月 请你将就一下
1995年1月 上错花轿嫁对郎

1995年5月  女作家的爱情冒险
1995年7月  罂粟的情人
1995年9月  潇洒出阁
1995年11月 这个男人有点酷
1995年   亲爱的,你被我设计了
1996年3月 小恶魔的人间实习
1996年5月 君须怜我
1996年7月  凉夏校园纪事
1996年8月  爱我不必太痴心(大陆未出版)
1996年10月 巧妇伴拙夫
1996年12月 为何心跳跳   (台版名:心动没有道理)
1997年3月  花龙戏凤
1997年4月  相思不曾闲
1997年6月  歪点擒郎
1997年8月  富家女
1997年10月 点绛唇
1997年12月 纯属意外
1998年2月  我就是赖你,怎样
1998年4月  这次来真的
1998年6月  最好别爱我
1998年10月 爱你的十个理由
1998年12月 火焰解语花
1999年2月  何妨错到底
1999年4月  未曾相识
1999年6月  红袖招
1999年8月  逢魔时刻
1999年10月 嫁祸
2000年3月  轻掬你心
2000年7月  旭日焚身 (大陆版名:元旭日)
2000年8月  水恋月
2000年10月 倾星
2000年12月 两小无嫌猜
2001年1月  极恶梅关系 (大陆版名:寒梅映雪别样红)
2001年4月  心有所属
2001年8月  不请郎自来
2001年11月 城堡里没有公主
2002年1月 喜言是非
2002年4月 别让相思染上身
2002年7月 记得当时年纪小
2002年9月 妹妹
2003年1月 怪丫头  (大陆版名:坏丫头)
2003年2月 囚蝶
2003年5月 当家主母
2003年7月 今生住定
2004年2月 迷路
2004年4月 报恩那么难
2004年8月 小鬼亮晶晶
2004年10月 只求安心
2005年1月 相思与君绝
2005年5月 我的蓝
2005年10月 珠玉在侧
2006年11月 墨莲
2007年03月 第二
2007年8月14日 皇上说的是
2007年12月20日 男帝
十年磨刀,一朝杀人.
生命的方式只有两种,燃烧或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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