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中国人的生活智慧(19)


　　长城的缔造者秦始皇是中国的希特勒，他统治中国三十七年，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10年，大约早于居里斯·凯撒二百年，秦始皇创建了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但是他绝不是古中国的奠基人。而孔子生活在周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秦始皇是一个后来者。孔子诞生时，伟大的古代中国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中国有记载的历史应该从四千多年前的黄帝开始，公元前2698年到公元前2597年，比这还早的是传说中居住在树上的人和取火者，那些主人公的名字在史前的岁月里被记忆符号化了。但是从黄帝始，有一个清晰的继任统治者的诺系，整个历史是可信的，虽然神秘的传说与早期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类似于英国历史中的圣·乔治与龙的关系。

　　黄帝是中国文明起源的象征，他的名字与商业、文字、算术、医药、国家体制、甚至栽桑养蚕的起源息息相关，尽管很难相信这些在同一个时期发生。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成就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逐渐取得的。

　　孔子将古代帝王理想化了--尧、舜--他们从公元前2357年到2206年在位。世袭政府开始于公元前2205年的夏朝，在这个时期青铜器出现了。通过铜器上的雕刻，我们能寻觅到最早的文字形式。这些最早出现在如今的河南省及其周边地区。古代中国文明发源于黄河以南，在随后的商朝中，巫师的巨大权力有据可查--幸运的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众多的甲骨文大白于天下，这些甲骨文对这一时期历史有诸多的记载。

　　随后一股新的力量在西北出现，著名的周朝开始了。名义上它存在了很长时间，近九百年（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247年），这是中国的古典时期。在这一创造力勃发的时期，哲学发展，思想繁荣。同时也打破了奴隶制度，新兴的强大诸侯国为权力和地盘彼此制衡，商业式的诸侯影响深远。侯爵、伯爵和领主逐步取得权力，因此到孔子时期，他生活的地方被一个"帝王"统治，统治的地方就只有现在的两个城镇那么大。

　　孔子诞生在公元前6世纪。令人惊奇的是中国三大宗教的创始人都诞生在这一世纪。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479年，释迦牟尼从公元前563年到公元前483年生活在印度，或者可能从公元前557到公元前477年。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同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释迦牟尼出生稍微早几年。（苏格拉底--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出生于公元前469年，几乎就在释迦牟尼逝世之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按照传统的说法比孔子大二十岁，年轻的孔子曾向老子请教智慧方面的问题。

　　孔子身后的数百年，思想得到重大发展，富有的商业阶层也得到发展。商业式的诸侯能资助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他们拥有自已的剑客和武士，他们能够帮助拯救或者毁灭一个政权。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府上争论，争论得越多，越多的思想偏离儒家思想并揭开观念之下的各种迷障。一些人主张用严苛的法律治国（法家）；一些人相信上帝的父爱（阴阳家）和人类的兄弟情谊（墨子和墨家）；一些人主张大同的形式，强调取消货币，并坚决主张每人都必须劳作；一些人怀疑文明与进步，是怀疑论者，倡导回归自然（老子和道家）。

　　在这一个时期，儒教的最大对手不是道教，而是墨子的追随者。他们在理论上不但相信普遍的爱而且相信上帝的父爱；他们主张献身、贫穷、禁欲和无偿地帮助他人。他们反对形成的所有的生活形式和繁文缛节的儒教仪式。

　　这也是一个侠义的时代。在武士中间存在强烈的荣誉感、献身和忠诚精神，这些武士为死去的朋友复仇而赴汤蹈火，最后坦然面对死亡。

　　这是一个政治交错、战争和联盟不断的伟大时期，也是一个裁军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受到激发，寻求合适的生活道路。在孔子诞生的六年前，举行了一次著名的裁军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一位知识分子苏秦为和平竭力促成这次会议。那种氛围非常像今天的盟国会议。十二个小国派出代表参加，势力最大的两个国家害怕被排除在外，这两个国家都担心对方成为霸主。于是两个大国都参加了，在会议上那些小国坐在一起，那两个大国的代表拒绝与他们坐在同一个房问。那些代表出席会议时带着全副武装的卫兵，以防有人背信弃义。

第20节：中国人的生活智慧(20)


　　孔子在世时，有七十二个"国家"或诸侯国。两三个世纪之后，仅剩七国。那些小的诸侯国已被大国兼并。六个之后五个，四个，最后仅剩两个诸侯国。这时，一支强大的力量在西北出现了--秦。一场伟大的战争持续了两三年时间，最后秦始皇--秦国的第一个皇帝，也是中国长城的缔造者，打败了对手，并统一了全国。

　　在诸多方面，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模式--家庭制度、宗教和哲学观念--在周朝结束时就已经成形。尽管中国文化博大，然而政治上却四分五裂。如今统一中国的梦想成为现实，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是令人憎恨的。儒者特别憎恨秦始皇，因为他下令焚烧所有的儒家典籍，他甚至为几百位知识分子设置了一个圈套，因为他们批评他的王国以及他们特立独行。秦始皇耍了一个花招让他们在一个峡谷中相会，结果石头从上面滚下来把他们活活砸死了。秦王朝崩溃后，儒家典籍仍流传下来，因为许多典籍藏在房子的墙壁之中，许多年老的知识分子内心仍然牢记书中的内容。

　　秦始皇征服整个中国后开始考虑他的统治。在他执政期间，中原人被派往像广东这样靠南的地方进行统治。他简化汉字，统一道路系统，这些道路主要是他的马车和步兵的军事通道。他建立了残暴的帝国，农业工具熔铸成兵器，民众不能秘密地制造自己的武器。这样的制度执行到一个极端，最后三个家庭不得不共用一把菜刀。他下令在市场上交头接耳者要被法律惩处。他相信这样就不可能发生叛乱。他的帝国将长命"万岁"。

　　秦始皇颁布命令让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去修长城。数百万的人在修长城的过程中献出生命。有一个最流行的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名叫孟姜的女子有关。在他们蜜月期间，她的丈夫被抓走了，一走之后杳无音信。绝望中，她决心孤身一人寻找丈夫，历尽千辛万苦，在一个神灵的保护下穿过老虎经常出没的大山。最后她到达长城，得到的惟一的消息是她的丈夫已去世一段时间。在一大堆遗弃的尸骨中丈夫的遗骸已无法辨认。孟姜女决意要找到丈夫的遗骸，她割开自己的手腕，并祈祷她的血将溅在丈夫的遗骸上，人们非常同情这一落寞的年轻妇人。孟姜女认为自己找到丈夫的遗骸之后，号啕大哭，悲天恸地，最后诸神也对她动了恻隐之心。随即长城上下，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与孟姜女的眼泪汇流成河，冲垮孟姜女所站的那段长城。这就是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

　　这个故事在民间的花鼓戏和舞台上不断地流传，在某种意义上，长城代表了孟姜女的眼泪和人们对独裁的憎恨。不容许人们使用金属武器，好像就不可能有反叛。但事实是这样的吗？这个独裁者非常令人憎恨，结果他梦想万代相传的帝国在他死的那年分崩离析。在他死后七年就彻底灭亡了。这好像纸搭的房子。但是反叛是如何开始的？最初人们揭竿而起。竹竿是人们仅有的武器。由于秦始皇的统治失去了民心，甚至他自己的士兵也反对他并加入起义者的行列，起义者的力量迅速壮大。

　　在秦始皇去世之前，他生活在被暗杀的恐惧中，他居住在通过地下通道连接起来的三十六座宫殿里，常常从一个寝宫转移到另一个寝宫，夜夜如此，如同他的妄想症一样。历史记载，在一次远离都城咸阳数百英里的巡游中，秦始皇死于一次伤风。他的死一直保密，直到他的灵枢到达都城。由于天气太热，帝王的遗体开始腐烂。为了掩盖腐烂的气味，他的亲信用成车的死鱼和腐烂的贝类放在帝王棺材的旁边。当灵枢到达都城时，每个人都哺咕："帝王上天了！"秦始皇这个伟大独裁者的辉煌烟消云散了。

　　然而，秦始皇所建造的长城仍然是一个世人瞩目的奇迹。长城屹立在那里，有二十五英尺高，二十英尺宽，沿着祟山峻岭的山梁蜿蜒盘旋。长城的上部是平整的石头路面，军队能在上面方便而快捷地调动，十个人能并肩前行。城墙两边的防护墙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与城堡。坚固的城墙在用大刀、长矛和弓箭战斗的时代起到了防护功能。枪支出现后，防护墙毫无用处，枪弹能轻易地穿透城墙。如今欧洲的城墙各式各样，长城也一样。

第21节：中国人的生活智慧(21)


　　然而从历史上看，长城作为抵御北方蛮族侵犯的国家防御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长城总能占据一个山梁的最高峰，获得一个视野开阔的有利位置。长城为军队在不同战场之间的调动提供了一种简便的联系手段。甚至晚近至明朝，每百码就有一个堡垒。在白天敌人入侵的信号为烟，而到夜晚则为火箭。

　　朱频情不自禁地沉浸在想像中，他靠在防护墙上，视线随着长城婉蜒曲折，一直延伸到最远的地平线。想像弥漫于心，他竭力想将长城尽收眼底，大量坚固的墙砖和泥土从中国东部海岸的山海关一直婉蜒到西部的戈壁滩。长城大约有一千五英里长。宏伟壮观的长城令人过目不忘，众所周知胡佛水坝的长度仅仅只有五分之一英里多一点。

　　数百年来，长城是中国北部的边界线，长城以北是众多的蒙古族和满族部落、胡人和鞑靼人--所有这些人被汉人统称为狄或北方部落。长城的南面是中国。来自北方入侵的危险始终存在，这些部落渴望攫取富庶的土地并对温暖湿润的中国平原垂涎三尺。从历史上看这是一个中国式的问题。如果没有一支优秀的军队，长城的防御价值有时也会丧失殆尽，某些北方的部落时不时突破长城的防线。中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又将那些部落赶到长城以北。

　　中国本身是一个内陆国家，像美国一样，中国处在气候适宜的地方，直到最近在地理上也是与世隔绝的。中国的东部是中国海；西部是西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除了冒险家几乎无人能通过；南面也是中国海，在西南边陲绵延着喜马拉雅山脉和稠密的缅甸丛林；在北面是蒙古沙漠，居住着文化程度比中国人低的游牧部落。那些与中国有联系并亲眼目睹过伟大帝国并在里面生活过的部落很尊崇中国，如同在四。五、六世纪，那些北方的入侵者尊崇中国一样。他们迅速学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的美食、丝绸衣服和家居方式很快地同化了他们。

　　但是北方的部落依然强大，这些游牧者彪悍体壮，擅长马术。他们不断地威胁中国，不时地修建和修缮长城的目的就是为了防御他们。这就是中国政治中心总在北方的原因。那些伟大王朝如周朝、汉朝和唐朝选定的都城都在西北的西安。宋朝的都城在洛阳，恰好在弯曲的黄河的南面。明朝的都城在北京。

　　在北方黄河谷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孔子生活在黄河的下游，离青岛不远的内陆地区。甚至在孔子时代，仍然有野蛮的部落生活在半岛的东部。生活在长江下游的人被视为蛮夷之人。他们穿短短的粗布衣并文身，据说擅长水上运动。在秦始皇死后，伟大的汉王朝建立起来，并将中国文明进一步向南推进，同时向西扩张到中国的突厥地区。

　　汉朝一如同一时期的罗马那样繁荣兴盛，见证了中国的征服和扩张过程，目睹了石雕艺术的飞速发展，亲证了纸的发明。在周朝，丝绸、象牙与中国漆得到全面的发展。此时仍延续着侠义和英雄崇拜的传统。在汉中叶--大约在西方基督教兴起时期--佛教由海外的印度传教士传入中国，一些传教士经由突厥地区，一些经由海路到广州。佛教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宗教，佛教的传入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与外面的世界有了重大的联系。

　　政治上，汉朝是中华帝国的开始，因为它的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了随后的两千年。甚至今天，中国人自豪地称自己为"汉人"，比起在朝代中被同化的异族来说，汉逐渐蕴涵着"种族的中国人"的含义。

　　同样在"唐"这个词中也有这样的含义。汉朝之后，唐朝统治延续了大约四百年，中华帝国的疆界达到最大。有一百多年，唐朝疆域向西就在今天苏联的塔吉克斯坦，接近里海。中国的公主下嫁给西藏的首领并把西藏，将中原的丝绸、茶叶及文化带入西藏地区。在南面唐朝边界延伸到印度支那，中华帝国疆域到尼泊尔与印度尼西亚岛屿。中国移民生活在国外--特别那些来自中国南方的中国人，像在美国的大多数中国商人--仍然把他们视为唐人（在广东话中称为唐人），将他们的故乡视为唐人的故土。

第22节：中国人的生活智慧(22)


　　从公元三世纪一直到七世纪，盛唐出现，佛教在唐朝愈发重要。古诗高度繁荣，文学批评和绘画开始起步，雕塑长足发展（在佛教的影响下）。不只是茶发明之后，人们在这一时期不仅是对茶的兴趣，而是与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的"清谈"。"清谈"不只是一种随意的行为而且在历史上被看做四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清谈"表明存在一个确定的休闲阶层，同时那些人的精神是自由的（超然于政治之外）。那些人一边摇着用长长的丝绸般马尾制成的蒲扇一边轻轻地梳理自己的胡须，沉浸在艺术、现实与人生目的以及人生虚空的玄谈中，这非常流行。返回自然的道教非常盛行。书法或者漂亮的文字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一直流传到今天。在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中的巨佛与佛教场景雕刻中，中国的雕塑艺术达到一个高峰。

　　随着唐朝向西和向南的伟大扩张，中国文化也走向繁荣。这是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因为诞生了李白、杜甫这样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他们都生活在八世纪，二人前后相继出生在十年间。在民间佛教风行，在宫廷道教盛行。帝国的考试制度在这时得已确立。

　　这也是一个与阿拉伯世界频繁联系的时期，因为东面的阿拉伯帝国的边界到了中华帝国的西面边界。

　　唐朝对所有的宗教坚持一种宽容平和的心态，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能在自己的教堂和清真寺中做礼拜。在都城，有一特别的区域作为波斯人的居住区。一个波斯王，从冉冉上升的阿拉伯权力中心离开，来到这里生活并最后死在唐朝的都城西安。应该提到的还有中国伟大的旅行者玄类穿越帕米尔高原，抵达阿富汗和印度，十七年后返回祖国成为一位梵文学者。他与一些同道者翻译了佛教经典文献六百多卷。

　　在唐朝，发明了火药，航海指南针在十一世纪之前已完善起来，印刷术的发明（十世纪），这些经由阿拉伯商人为欧洲知晓。炼丹术（四世纪的中国文献对炼丹术有完整的记载），造纸术和扑克通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也是可能的。

　　有趣的是不断完善的航海指南针。正如有时人们强调在黄帝时代就发明了指南针，这不是真的。但是在公元前三四世纪时人们就知道了磁石的惊异特性。秦始皇害怕被暗杀，他的卧室门用磁石砌成，这样任何人用暗藏的武器都会被检测出来。在一世纪明确提到一个指南针的杯子，到三世纪一个称为"指南针"的机械结构已存在。它总是伴随在帝王的随从身边，其形状为一个木制的小雕像，其指针朝南。但是这纯粹是一个机械装置并与驱动轮相协调。在五世纪发明了自动记载旅程的仪器。在十一世纪出现了第一个完整地记载航海指南针的文献，其中叙述了人工用磁石制作指南针的方法，但是极有可能的是这个发明已为唐朝的海员所熟知。

　　在成吉思汗率领蒙古人入侵之前，最后一个伟大的汉人王朝是宋朝。这个朝代为中国文化作出一些重大的贡献。首先，引入一种新的儒家哲学流派，并在哲学化的佛教影响下发展起来，佛教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并影响至近世。儒教变得更心理化，关注心中的各种欲望。它也更观念化和一元化，它的基础是对普遍理性的信念，即"理"。这就是理学，或是理性的哲学。中国绘画在这一时期也异常繁荣，搪瓷的发明导致瓷器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得到大量的运用。宋朝瓷器以其纯白与精巧的形式闻名。多色瓷器在后来的明朝得到发展。

　　九 西方人在中国

　　在马可·波罗到达中国时，中国第一个成功的外来入侵者蒙古人踌躇满志地打败宋朝，并把他们赶到南方。但是中国社会仍然是高度文明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述的许多事情让西方读者惊奇不已。其中提到一件烧黑色岩块（煤炭）的事情，有些读者拒不相信这样的事情。游记还提到使用纸币的事情，这在十一世纪发明出来，当时商业印刷刚开始不到半个世纪。马可·波罗也频繁提及遇到的中国基督徒，不但在中国的突厥地区遇到，而且在中国的东南还遇到过。

第23节：中国人的生活智慧(23)


　　元朝存在不到一百年时间，标志着在伟大蒙古王朝的灿烂文化、明朝繁荣但缺乏创造性的文化和随后的满族王朝文化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断裂。

　　唐朝以诗歌和短篇小说闻名，而宋朝以哲学，元朝以喜剧，明以小说闻名。但是从元朝以后--"近代"中国历史开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交往越来越频繁。马可·波罗之后中国与西方的联系从未中断过。

　　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激发了欧洲人的想像力，人们开始寻求一条到东方的捷径。哥伦布在探寻到东方的路线时发现了美洲。葡萄牙的海员在15、16世纪到达中国的沿海。葡萄牙人将烟草传入中国，随后天主教传入中国。

　　天主教的传教士对明朝朝野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一个叫马图·瑞斯（1552-1610），他不仅穿中国服装，而且学习儒家经典和中国的礼仪。这些天主教徒在帝国的宫廷中找到了乐趣，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封为宫廷天文学家。瑞斯也翻译欧洲的物理学、天文学和地理学书籍，给中国介绍欧洲文艺复兴，一如马可·波罗给西方介绍中国一样。

　　后来荷兰商人和英国商人来到中国。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一些港口为商人提供便利，但这时已完全不同。从19世纪开始，西方列强用舰船敲开中国的大门，海洋这曾经帮助中国与世隔绝并使得中国免遭入侵的地利，突然之间成为列强到达中国海岸的通道。中国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战败之后，这场战争是在一个清政府任命的钦差大臣在港口虎门焚烧成堆的英国鸦片之后开始的。中国被迫对外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这是西方欧洲列强在中国殖民扩张的时期。中国与英国、法国和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失败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开进北京，掠夺颐和园，火烧无价的善本图书馆。中国已饱受内乱之苦，渐渐地失去自己的主权。法国以武力取得印度支那。西藏成为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不断讨价还价的对象。日本在1895年占领台湾。

　　这些事件迅速地成为气候。1898年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因为一位传教士的死，中国被迫将青岛赔偿给德国，划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俄国有步骤地掠夺突厥地区：如今"租借"东北的旅顺和大连。英国"租借"九龙（与香港相对的内陆城镇）和威海卫，在那里长城连接渤海湾中的中国海。这些事件表现出的奇怪情形使得中国人异常的愤怒。这种特权意味着在中国的外国人可以不遵守中国的法律，不能被中国的警察逮捕。中国人对这些入侵者的憎恨被冠上"反外国"的罪名。一个名为孙逸仙的年轻的中国革命者，看到依靠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终将是泡影，他在汲取西方民主观念之后成立革命团体，这也是在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的国民党的前身。

　　同时，一幕大戏还在没落的清朝宫廷中，在年轻的光绪帝与他的伯母之间上演，顽固无知的慈禧太后五十年来一直阻碍中国的进步。1898年光绪帝以改革的名义颁布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一史称"百日维新"。改革遇到慈禧大后的暗中反对，改革派密谋将这个无知的妇人赶下台。一个被光绪帝信任的将军背叛了他，随后光绪帝被软禁。

　　然而，公众反对外国入侵者却此起彼伏，这些力量在不断地聚集，1900年义和团运动大爆发。这些成员是一个个信仰超神灵的乌合之众，相信神灵附身使得子弹都不能穿透他们，慈禧太后也相信他们。灾难性的失败随之而来。在西方联军开进北京的当儿，慈禧与她的侄儿仓皇逃离北京。

　　中国的革命者懂得中国在外来列强侵略下不能生存，除非中国迅速地进行改革，如今革命者一分为二，形成了保皇党人和共和党人。保皇党人主张在专制的制度内改革；共和党人主张推翻满族政权，成立共和国。最终作出改革决定的既不是保皇党也不是共和党，而是懒散的满族朝廷自身。甚至在义和团兴起和中国人失败之后，中国人还在期盼和等待又一个八年，然而一无所获。年轻的皇帝被软禁在"孤岛上"，1908年慈禧与年轻的光绪帝死后，中国人对软弱的清廷彻底失望了，名义上由一个叫"宣统"即溥仪的四岁男孩统治中国。中国人的耐心彻底耗尽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终结了清政府。1912年在形式上标志了中华民国的开始。

第24节：中国人的生活智慧(24)


　　十 今日中国

　　孙逸仙博士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1930年朱频到达北京时，他已逝世。他的衣钵传给了一个青年男人--蒋介石。

　　蒋介石在广东领导了北伐战争，最后重新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向北开进，轻轻松松地整编了各省的军阀。到1926年底国民党人已到达长江边上的汉口。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北京。在北方仍盘踞着许多实力强大的军阀，但是国民党采取不同的战略安排，这些军阀被征服、吸收和化整为零。到1930年冬天，国民党统治下的统一国家建立起来。

　　从1930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七年是国家重建的七年。国民党处在兴盛期，还没有进入老年。年轻的中国充满希望、自信和乐观。男人穿着卷袖的衣服而女孩穿着短袖衫在政府部门工作。中国在经过二十五年的分裂和压抑之后重新统一起来，正在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空军在训练；港口在建设；铁路在迅速地延伸；医院、大学和博物馆在修建。就在1937年7月7日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之前

　　（北京城外的卢沟桥事变），在汉口附近一座双层钢建大桥刚刚落成。

　　日本人留给中国人的记忆深刻而恐怖。一个强大、统一与现代的中国击碎了日本天皇统治下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叫嚣的"大亚帝国"的梦想。

　　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全国人民向西迁移到不受日本占领的自由之地，主要迁移到四川省的山区，在这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建立了战时临时首都。全部的工厂，还有机械设备，用船和人力沿着长江搬运到内陆。男人、妇女与儿童携带着细软，乘坐车船、骡子或任何可能的交通工具一起迁移到内陆。中国在撤退之后失去大片的河山。蒋介石的战略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一战略得到人们抗日情绪的支持，从来没有在优势的武力下屈服。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中国正式成为美国的盟友。但是在之前的1940年，迫于日本的压力，英国关闭了缅甸公路，这是中国惟一的一条来自外国的物资供给线，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为修建它付出艰辛的劳动。

　　然而，中国正在迅速面临经济崩溃的危险。在经历战后第一年的希望之后，国家士气低落、绝望与茫然。国民党军队缺衣少食，不受重视，堕落到可怜的地步。

　　从1945年7月一直到1946年5月，苏联军队占领了满洲里。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争夺满洲里的战争开始了。"中国问题专家"向蒋介石的盟友宣称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共产党人。在外来压力和反对这种判断的压力之下，腐败的国民党军队被迫从察尔汗

　　（Kalgsn）撤退。这个战略性的铁路中心控制着通往满洲里的门户，这为争夺日本军事装备的中国共产党打开了一扇大门。装备并不精良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开进满洲里，三年后他们用大炮连续七十二小时攻夺下了炮轰锦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腐败日益盛行，人们对通货膨胀日益不满。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1949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大陆的统一，蒋介石政府逃到台湾，成为那些国民党遗老们的堡垒。

　　在亚洲，中国人的数量在稳定的上升，这并不是好事，人口过剩意味着更多的贫困人口。过多的花如果种植得太近退不会灿烂绽放的。如今官方宣布中国人口达到六亿五千万。

　　大约一千万的中国人移居到海外，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非洲、南北美洲和欧洲。中国人过着独居或群居的生活，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他们的身影。在纽芬兰岛、特尼尼达、德瑞斯顿、巴黎、伦敦、纽约和海伦娜……他们没有领事保护的权益，像水一样渗透到各处并为各种现实的目的生活下去，他们从来不去考虑它。他们总是懂得最好的保护就是善良的行为，努力地工作，专注自己的事业与节俭储蓄，除了这些和不多的亲戚之外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在世界各地顽强地生活着。

　　海外的华人通常通过他们的节俭、勤劳与智慧发家致富，但是在欧洲与美国，他们常常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返身回到自己民族的生活方式已阻碍他们融入到他们生活的国家之中。他们仍然是中国人。这些普遍的标志是：专注自己的事业，不寻求政治保护、平常心，善意的幽默、对个人关系的极端重视。他们仍然个性十足；他们可能富有也可能不富有，但是他们喜欢那种生活状态。他们相信一切文明的存在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能够作为一个独立和自尊的个体而生存，人们能自由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并追求他们的种目标。

第25节：民族的性格(1)


　　民族的性格

　　一 中国人的国民性

　　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这老大二字有深意存焉，就是即老又大。老字易知，大字就费解而难明了。所谓老者第一义就是年老之老。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样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国家和人一样，总是贪生想活，与其聪明而早死，不如糊涂而长寿。中国向来提倡敬老之道，老人有什么可敬呢？是敬他生理上一种成功，抵抗力之坚强；别人都死了，而他偏还活着。这百年中，他的同辈早已逝世，或死于水，或死于火，或死于病，或死于匪，灾旱寒暑攻其外，喜怒忧乐侵其中，而他能保身养生，终是胜利者。这是敬老之真义。敬老的真谛，不在他德高望重，福气大，子孙多，倘使你遇到道旁一个老丐，看见他寒穷，无子孙，德不高望不重，遂不敬他，这不能算为真正敬老的精神。所以敬老是敬他的寿考而已。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中国有五千年连绵的历史，这五千年中多少国度相继兴亡，而他仍存在；这五千年中，他经过多少的旱灾水患，外敌的侵凌，兵匪的蹂躏，还有更可怕的文明的病毒，假使在于神经较敏锐的异族，或者早已灭亡，而中国今日仍存在，这不能不使我们赞叹的。这种地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同时老字还有旁义。就是"老气横秋"，"脸皮老"之老。人越老，脸皮总是越厚。中国这个国家，年龄总比人家大，脸皮也比人家厚。年纪一大，也就倚老卖老，荣辱祸福都已置之度外，不甚为意。张山来说得好："少年人须有老成人之识见，老成人须有少年人之襟怀；"就是少年识见不如老辈，而老辈襟怀不如少年。少年人志高气扬，鹏程万里，不如老马之伏枥就羁。所以孔子是非常反对老年人之状况的。一则曰"不知老之将至"，再则曰"老而不死是为贼"，三则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骂老人之贪财，容易患了晚年失节之过。俗语说"鸨儿爱钞，姐儿爱俏"，就是孔子的意思。姐儿是讲理想主义者，鸨儿是讲现实主义者。

　　大是伟大之义。中国人谁想中国真伟大啊！其实称人伟大，就是不懂之意。以前有黑人进去听教师讲道，人家问他意见如何，他说"伟大啊"。人家问他怎样伟大，他说"一个字也听不懂"。不懂时就伟大，而同时伟大就是不可懂。你看路上一个同胞，或是洗衣匠，或是裁缝，或是黄包车夫，形容并不怎样令人起敬起畏。然而试想想他的国度曾经有五千年历史，希腊罗马早已亡了，而他巍然获存。他所代表的中国，虽然有点昏沉老耄，国势不振，但是他有绵长的历史，有古远的文化，有一种处世的人生哲学，有文学，美术，书画，建筑足以西方媲美。别人的种族，经过几百年文明，总是腐化，中国的民族还能把河南犹太民族吸引同化。这是西洋民族所未有的事。中国的历史比他国有更长的不断的经过，中国的文化也比他国能够传遍较大的领域。据实用主义的标准讲，他在优胜劣败的战场上是胜利者，所以这文化，虽然有许多弱点，也有竞存的效果。所以你越想越不懂，而因为不懂，所以你越想中国越伟大起来了。

　　二

　　老实讲，中国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在生理上也有相当的腐化，文明生活总是不利于民族的。中国人经过五千年的叩头请揖让跪拜，五千年说"不错，不错，"所以下巴也缩小了，脸庞也圆滑了。一个民族五千年中专说"啊！是的，是的，不错，不错，"脸庞非圆起来不可。江南为文化之区，所以江南也多小白脸。最容易看出的是毛发与皮肤。中国女人比西洋妇人皮肤嫩，毛孔细，少腋臭，这是谁都承认的。

　　还有一层，中国民族所以生存到现在，也一半靠外族血脉的输入，不然今日恐尚不止此颓唐萎靡之势。今日看看北方人与南方人体格便知此中的分别。（南人不必高兴，北人不必着慌，因为所谓"纯粹种族"在人类学上承认"神话"，今日国中就没人能指出谁是"纯粹中国人"。）中国历史，每八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实不是因为王者，是因为新血之加入。世界没有国家经过五百年以上而不变乱的；其变乱之源就是因为太平了四五百年，民族就腐化，户口就稠密，经济就穷窘，一穷就盗贼瘟疫相继而至，非革命不可。所以每八百年的周期中，首四五百年是太平的，后二三百年就是内乱兵匪，由兵匪起而朝代灭亡，始而分裂，继而迁都，南北分立，终而为外族所克服，克服之后，有了新血脉然后又统一，文化又昌盛起来。周朝八百年是如此。先统一后分裂，再后楚并诸侯南方独立，再后灭于秦。由秦至隋也是约八百年一期，汉晋是比较统一，到了东晋便五胡乱华，到隋才又统一。由隋至明也是约八百年，始而太平，国势大振，到南宋而渐微，到元而灭。由明到清也是一期，太平五百年已过，我们只能希望此后变乱的三百年不要开始，这曾经有人做过很详细的统计。总而言之，北方人种多受外族的混合，所以有北方之强，为南人所无。你看历代建朝帝王都是出于长江以北，没有一个出于长江以南。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吃面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国藩不幸生于长江以南，又是湖南产米之区，米吃得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再精细考究，除了周武王秦始皇及唐太祖生于西北陇西以外，历朝开国皇帝都在陇海路附近，安徽之东，山东之西，江苏之北，河北之南。汉高祖生于江北，晋武帝生于河南，宋太祖出河北，明太祖出河南。所以江淮盗贼之薮，就是皇帝发祥之地。你们谁有女儿，要求女婿或是要学吕不韦找邯郸姬生个皇帝儿，求之陇海路上之三等车中，可也。考之近日武人，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强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一袁世凯，险些儿就登了龙座，安徽也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南向来没有产过名将，只出了几个很好的茶房。

第26节：民族的性格(2)


　　三

　　但是虽有此南北之分，与外族对立而言，中国民族尚不失为有共同的特殊个性。这个国民性之来由，有的由于民种，有的由于文化，有的是由于经济环境得来的。中国民族也有优点，也有劣处，若俭朴，若爱自然，若勤俭，若幽默，好的且不谈，谈其坏的。为国与为人一样，当就坏处着想，勿专谈己长，才能振作。有人要谈民族文学也可以，但是夸张轻狂，不自检省，终必灭亡。最要紧是研究我们的弱点何在，及其弱点之来源。

　　我们姑先就这三个弱点：忍耐性，散慢性及老猾性，研究一下，并考其来源。我相信这些都是一种特殊文化及特殊环境的结果，不是上天生就华人，就是这样忍辱含垢，这样不能团结，这样老猾奸诈。这有一方法可以证明，就是人人在他自己的经历，可以体会出来。本来人家说屁话，我就反对；现在人家说屁话，我点头称善曰："是啊，不错不错。"由此度量日宏而福泽日深。由他人看来，说是我的修养工夫进步。不但在我如此，其实人人如此。到了中年的人，若肯诚实反省，都有这样修养的进步。二十岁青年都是热心国事，三十岁的人都是"国事管他娘"。我们要问，何以中国社会使人发生忍耐，莫谈国事，及八面玲珑的态度呢？我想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来，散慢放逸是由于人权没有保障，而老猾敷衍是由于道家思想。自然各病不只一源，而且其中各有互相关系；但为讲解得清楚便利，可以这样暂时分个源流。

　　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为国民之专长。所以西人来华传教，别的犹可，若是白种人要教黄种人忍耐和平无抵抗，这简直是太不自量而发热昏了。在中国，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贫民遭人欺负，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预缴三十年课税，结果还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为东亚文明之特征。然而越"安排吃苦"越有苦可吃。若如中国百姓不肯这样地吃苦，也就没有这么许多苦吃。所以在中国贪官剥削小百姓，如大鱼吃小鱼，可以张开嘴等小鱼自己游进去，不但毫不费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

　　这种忍耐的态度，我想是由大家庭生活学来的。一人要忍耐，必先把脾气炼好，脾气好就忍耐下去。中国的大家庭生活，天赋给我们练习忍耐的机会，因为在大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姊，侄忍叔，妇忍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为五代同堂团圆局面。这种日常生活磨练影响之大，是不可忽略的。这并不是我造谣。以前张公艺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问何诀。张公艺只请纸连写一百个"忍"字。这是张公艺的幽默，是对大家庭制度最深刻的批评。后人不察，反拿百忍当传家宝训。自然这也有道理。其原因是人口太多，聚在一起，若不相容，就无处翻身，在家在国，同一道理。能这样相忍为家者，自然也能相安为国。

　　在历史上，我们也可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魏晋清谈，人家骂为误国。那时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华，或者对酒赋诗，或者炼丹谈玄，而结果有永嘉之乱，这算是中国人最消极最漠视国事之一时期，然而何以养成此普遍清谈之风呢？历史的事实，可以为我们明鉴。东汉之末，子大夫并不是如此的。太学生三万人常常批评时政，是谈国事，不是不谈的。然而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子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竹林七贤出，而大家以诗酒为命。刘伶出门带一壶酒，叫一人带一铁锹，对他说"死便埋我"，而时人称贤。贤就是聪明，因为他能佯狂，而得善终。时人佩服他，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的坚实。

第27节：民族的性格(3)


　　所以要中国人民变散慢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态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会环境，就是给中国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并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象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但是今日能注意到这一点道理，真正参悟这人权保障与我们处世态度互相关系的人，真寥如晨星了。

　　二 中国人之聪明

　　聪明系与糊涂相对面言。郑板桥曰："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为尤难"，此绝对聪明语，有中国人之精微处世哲学在焉。俗语曰："聪明反为聪明误"，亦同此意。陈眉公曰："惟有知足人，鼾鼾睡到晓，惟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亦绝顶聪明语也。故在中国，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处，除装糊涂外，别无足取。

　　中国人为世界最聪明之一民族，似不必多方引证。能发明麻将牌戏及九龙圈者，大概可称为聪明的民族。中国留学生每在欧美大学考试，名列前茅，是一明证。或谓此系由于天择，实非确论，盖留学者未必皆出类拔萃之辈，出洋多由家庭关系而已。以中国农工与西方同级者相比，亦不见弱于西方民族。此尚系题外问题。

　　惟中国人之聪明有西方所绝不可及而最足称异者，即以聪明抹杀聪明之聪明。聪明糊涂合一之论，极聪明之论也。仅见之吾国，而未见之西方。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即道家思想，发源于老庄。老庄固古今天下第一等聪明人，道德经五千言亦世界第一等聪明哲学。然聪明至此，已近老猾巨奸之哲学，不为天下先，则永远打不倒，盖老猾巨奸之哲学无疑。盖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顶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又因聪明绝顶，看破一切，知"为"与"不为"无别，与其为而无效，何如不为以养吾生。只因此一着，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

　　此种道理，自亦有其佳处。世上进化，诚不易言。熙熙攘攘，果何为者。何若"退一步想"知足常乐以求一心之安。此种观念贯入常人脑中时，则和让成为社会之美德。若"有福莫享尽，有势莫使尽"，亦极精微之道也。

　　惟吾恐中国人虽聪明，善装糊涂，而终反为此种聪明所误。中国之积弱，即系聪明太过所致。世上究系糊涂者占便宜，抑系聪明者占便宜，抑系由聪明转人糊涂者占便宜，实未易言。热河之败，败于糊涂也。惟以聪明的糊涂观法，热河之失，何足重轻？此拾得和尚所谓"且过几年，你再看他"之观法。锦州之退。聪明所误也。使糊涂的白种人处于同样境地，虽明知兵力不敌，亦必背城借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日人一战。夫玉碎瓦全，糊涂语也。以张学良之聪明，乃不为之。然则聪明是耶，糊涂是耶，中国人聪明耶，白种人聪明耶，吾诚不敢言。

　　否所知者，中国人既发明以聪明装糊涂之聪明的用处，乃亦常受此种绝顶聪明之亏。凡事过善于计算个人利害而自保，却难得一糊涂人肯勇敢任事，而国事乃不可为。吾读朱文公《政训》，见一节云：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事过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 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负能声，及少轻挫抑，则自悔其

　　太惺惺了了，一切刻方为圆，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风俗如此，可畏可畏！

　　可见宋人已有此种毛病，不但"今世士大夫"然也。夫"刻方为圆"，不伤人感情，不辨是非，与世浮沉，而成一老猾巨奸，为个人计，固莫善于此，而为社会国家计，聪明乎？糊涂乎？则未易言。在中国多-见识长进人时，便是世上少一做事人时；多一聪明同胞时，便是国事走入一步黑甜乡时，举国皆鼾鼾睡到晓，憨憨直到老。举国皆认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圣贤，而独无一失计之糊涂汉子。举国皆不吃眼前亏之好汉，而独无一肯吃亏之弱者，是国家之幸乎？是国家之幸乎？

第28节：民族的性格(4)


　　然则中国人虽绝顶聪明，归根结蒂，仍是聪明反为聪明误。呜呼，吾焉得一位糊涂大汉而崇拜之。

　　三 粘指民族

　　染指、中饱、分羹、私肥，还是中国民族亘古以来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小卒文武老幼男女贤愚共同擅长的技术。根据这技术之普遍性及易学性，我们几乎可以主观的演绎的断定这染指性已是中国人之第二天性了。最近普斯基大学生物学教授摩尔君发明，中国人巴掌上分泌出来一种微有酸味之粘性液质，分泌管之后有脑系膜直通第五脊椎与眼系脑筋联络。凡眼帘射到金银铜时，即引起自然反应作用，分泌额外加多，钱到手时尤甚。此时所发出之泌液特富粘性，特别见于拇指与食指之末，而巴掌正中的一生蒂米突见方亦然。因此银钱到手，必有一部分胶泥手上，十元过手，必泥一元，乃无可如何之事。故中国人向来认为钱不沾手，违反天性，"粪夫挑粪，亦必醮一醮。"此粘指性，科学名词名为Agglutindigitalism。最近赈灾委员（记不清姓名，但必是慈善家，又必是仁义之徒），以侵水灾款而被老蒋枪毙，即粘指性下之冤魂。又本日（一月五日）《福尔摩斯》载《东北捐款七百万元查无着落》一文，令人想到"若不染指，非中国人"八个大字。因此我们梦想中国自杀团计划也不能实行了。原来中国人很可以自杀，大规模的相约投入东海，以免身受亡国之痛。但自杀团亦必举出几位委员，办理该团旅行购票事项。然而自杀委员如果是中国人，定必大做其中饱、克扣、私肥、分羹的玩意起来，因此自杀委员之旅费亦无着落，并自杀亦不得。呜呼，神明帝胄！

　　四 中庸之道

　　普通感性之宗教或信仰,或情理的精神,是孔教人文主义之一部分或一分段。就是这种情理精神产生了中庸之道,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关于情理精神前面曾经论及,它是与逻辑或论理相对立的。情理精神既大部分为直觉的,故实际上等于英文中的"常识",从这种精神的显示,即任何信条,凡欲提供于中国人的面前,倘只在逻辑上合格,还是不够的,它必须"符合于人类的天性",这是极为重要的概念。

　　中国经典学派的目的,在培育讲情理的人,这是教育的范型。一个读书人,旁的可以不管,第一先要成为讲情理的人,他的特征常为他的常识之丰富,他的爱好谦逊与节约,并厌恶抽象学理与极端逻辑的理论。常识为普通人民人人所有的,而哲学家反有丧失此等常识的危险,因而易致沉溺于过度学理之患。一个讲情理的人或读书人要避免一切过度的学理与行为,举一个例子:历史家福劳第(Froude)说:"亨利八世之与加塞琳离婚,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而从另一方面的观点,则克莱顿主教宣称:"这件事故完全出于兽欲"。若令以常情的态度来评判,则认为两种原因各居其半,这种的见解其实是较为切近于真情。在西方,某种科学家常沉迷于遗传的理想,另一种则着魔于环境的意识,而每个人都固执地以其鸿博的学问与兴奋的戆性竭力证明自己所持之学理为正确。东方人则可以不费十分心力,下一个模棱两可的判断。是以中国式的判断,可以立一个万应的公式:即"A是对的,B亦未尝错"。

　　这样自慰自足的态度,有时可以挑怒一个讲逻辑的人,要问一问到底是怎样?讲情理的人常能保持平衡,而讲逻辑的人则丧失了平衡。倘有人谓中国绘画家可以像毕加索(Picasso)采取完全逻辑的观察,把一切绘画的对象简化到单纯的几何形体,圆锥、平面、角、线条来构图,而把逻辑的学理运入绘画,这样的理想在中国显然是不会实现的。吾们有一种先天的脾气,不信任一切辩论,若为太完全的;又不信任一切学理,若是太逻辑的。对付此等学理上的逻辑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剂。罗素曾经很正确地指出:"在艺术上,中国人竭力求精细;在生活上,中国人竭力求合情理。"

　　崇拜此常情之结果,乃为思想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学理,道德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行为。此种态度之天然趋势,为产生"中庸之道"。它的意思实在相同于希腊的"不欲过分"的思想,中文意思适相同于moderation的字为"中和",它的意义是"不过分而和谐";相同于restraint的字为"节"字,意义是"克制至适宜之程度"。《尚书》为中国记载政治公文最早之史籍,内载当尧禅位之时,劝告其继承者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孟子赞美汤说:"汤执中,立贤无方。"《中庸》上说:"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他的意义是谓他必须听取相反的两端议论,而给双方同样打一个对折的折扣。中庸之道在中国人心中居极重要之位置,盖他们自名其国号曰"中国",有以见之。中国两字所包含之意义,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也显示出一种生活的轨范。中庸即为本质上合乎人情的"常轨",古代学者遵奉中庸之道,自诩已发现一切哲学的最基本之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第29节：民族的性格(5)


　　中庸之道覆被了一切,包藏了一切。它冲淡了所有学理的浓度,毁灭了所有宗教的意识。假定有一次一个儒教的老学究与一个佛教法师开一次辩论,这位大法师大概很能谈谈,他能够引出许多材料以证明世上物质的虚无与人生之徒然,这时候,老学究大概将简单地用他的实情而非逻辑的态度说:"倘令人人脱离家庭而遁迹空门,则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与人民,将变成怎样情形呢?"此非逻辑而极切人情的态度,其本身具有一种紧张的力。这个人生的标准不独反对佛教,抑亦反对一切宗教,一切学理。吾人势不复能致力于逻辑。实际,所有学理之得以成为学理,乃一种思想,发育自创始者的心理作用。弗洛伊德神经学学理之内容实即为弗洛伊德(Freud)之化身;而佛教学说之内容,乃佛陀之化身。所有一切学理,不问弗洛伊德或佛陀的学说,都好像基于过度夸张的幻觉。人类的苦难,结婚以后生活之烦恼,满身痛楚的叫化子,病人的呻吟,此等景象与感觉,在吾们普通人可谓随感随忘;可是对于佛陀,则给予其敏感的神经以有力之刺激,使他浮现涅槃的幻景。孔子学说适与此相反,乃为普通人的宗教,普通人固不普于敏感,否则整个世界将瓦解而分崩。

　　中庸的精神在生活与知识各方面随处都表现出来。逻辑上,人都不应该结婚,实际上,人人要结婚,所以孔子学说劝人结婚;逻辑上,一切人等都属平等,而实际则不然,故孔子学说教人以尊敬尊长;逻辑上男女并无分别,而实际上却地位不同,故孔子学说教人以男女有别。墨子教人以"兼爱",杨朱教人以"为我",孟子则两加排斥,却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以爱物。孟子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子思则劝人取中和之道。这三种不同之方式,诚为极动人之比较。

　　专把性欲问题来谈。性道德上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极端由佛教及喀尔文(Calvin)主义来代表,这一派认为性是罪恶之极点,故禁欲主义为其天然之结论。另一极端为自然主义,这一派推崇传殖力,现代有许多摩登男女是秘密的信徒。这两派意见的矛盾,惹起现代摩登青年所谓精神的不安。像哈佛洛克·厄力斯(Havelock Eills),他在性的问题上曾努力寻求纯洁而健全的见解以适应正常人类的情欲,他的见解显然转向希腊民族的意识方面,也就是人文主义的意见。至于孔子学说所给予"性"之地位,他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行为,不但如是,且为人种与家族永续的重大关键。其实对于"性"有最明晰之见解者,著者一生所遇,莫如《野叟曝言》。这是一本绝对孔教主义的小说。内容特着重于揭露和尚的放浪生活。书中主角,为一孔教的超人,他奔走说合那些光杆土匪和土匪姑娘的婚姻,劝他们好好替祖宗延续胤嗣。此书与《金瓶梅》不同,《金瓶梅》专事描写浪子淫妇,而《野叟曝言》中的男男女女是贞洁而合礼的人物,结成模范夫妻。这本小说之所以被视为淫书,其惟一原因为作者把书中男女,有意处之尴尬之环境。但是他的最大成果,确为婚姻与家族问题之可信的辩论,并发扬了母性精神。这一个对于"性"的见解为孔教学说关于情欲之惟一表彰者,子思在《中庸》中对于人类七情之意见,盖反覆申述"中和"以为教焉。

　　今以东方人所称为"过分"的西方学理而取此态度,就觉颇有难色,西方人实在太易于被种种主义所奴役,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种都是过度膨胀的机械工业制度的后果。人忘却了国家为人民而存在,非人民为国家而生存;像一个共产国家,视人民为某阶级之一员或国家机构的一分子,此等见解衡之以孔子学说对于人生真目的之解释,怕不立即丧失其动人之魔力吗?反对诸如此类的一切制度,人人可以主张其生存之权利而寻求幸福。人类享受幸福的权利,驾乎一切政治权利之上。中国倘成立了法西斯政权,那须得舌疲唇焦去劝服一般仁人君子,谓国家之强力,远较个人之幸福为重要。一位精密观察者观察了当时建立于江西的共产政府,贡献了共产政权所以在中国必须失败的最大理由,不管他如何优越于其他封建军阀统治的区域,其事实为那儿的人民生活太机械化,太不近人情,总是不相宜的。

第30节：民族的性格(6)


　　中国人之讲情理的精神与其传统的厌恶极端逻辑式的态度,产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纪律。因为法制纪律,即为一种机械,总是不近人情的,而中华民族厌恶一切不近人情的东西。中国人厌恶机械制度如此之甚,因之厌恶法律与政府的机械论的观法,致使宪法政府之实现为不可能。严厉峻刻之法制统治权,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在吾国盖已屡屡失败,它的失败盖由于不受人民之欢迎。法制政治之概念,在第三世纪中,吾国曾有大思想家建议而付诸实施,商鞅即为实验法制政治之一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大政治家,相秦孝公,威震诸侯,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但其结果,把他的头颅偿付了政治效力的代价。秦本为僻处甘肃边陲的次等邦国,历史上怀疑其混合有野蛮的部落,赖商鞅之努力擘划,建立了勇武的军队,征服了全部中国。乃其统治权曾不能维持四十年,反抗者蜂起,秦社稷卒悲愁地倾覆。此无他,盖其以商鞅所施于秦国之同样政治方式,施之于中国人民全体之故耳。秦代之建筑万里长城,确有其不朽之功绩,然亦为不可恕之"不近人情",致断送了秦始皇的帝统。

　　加以中国人文主义者不断宣传其教义,而中国人民在过去常统治于个人政权之下,故"法制纪律"中国人称为"经"者之不足,常能赖"便宜行事"中国人称为"权"者来弥补。所谓"权以经济之穷"。与其受治于法治的政治,中国宁愿赞成贤能的政府,贤能政府是比较的近人情,比较的有伸缩性。这是一个大胆的思想--天生有如此众多的贤人,足以遍布全境而统治一个国家!至谓德莫克拉西能从点算普通人民意见混杂的投票中获得真理,亦属同样大胆的论断。两种制度都有不可免的缺点,但以人为标准的制度总是对于中国人的人文主义,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和爱好自由,是较合脾胃的。

　　这个癖性,缺乏纪律,成为吾国一切社会团体的特性,一切政治机关、大学校、俱乐部、铁路、轮船公司--一切的一切,除掉外国人统制的邮政局与海关--都有这样的特性。其结果则为引用私人,嬖宠弄权,随时随地如法炮制有不学而能者。只有一颗不近人情的心,铁面无私的性格,始能撇开私人的感情作用而维持严格之纪律,而这种铁面在中国殊不受大众欢迎,因为铁面都是不纯良的孔教徒。这样养成了缺乏社会纪律之习惯,为中华民族之最大致命伤。

　　是以中国之错误,毋宁说是太讲人情。因为讲人情其意义相同于替人类天性留余地。在英国对人说:"做事要讲情理",等于教人放任自然。你读过萧伯纳著的《卖花女》吗?那剧本中那位卖花姑娘的爹爹杜律得尔要向歇琴斯教授敲一张五镑钞票的竹杠时,他的理由是:"……这样合理吗?……这女儿是我的。你要了去,我的份儿呢?"杜律得尔更进一步地表征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精神,他只索取五磅,而拒绝了歇琴斯教授所欲付给的十磅。因为金钱太多了会使他不快活,而真实的人文主义者所需要的金钱只消仅够快活,仅够喝一杯酒。换言之,杜律得尔是一位孔教徒,他知道怎样求快活,且也只需要快活。因为时常与情理相接触,中国人的心上,发育了一种互让的精神,盖为中庸之道的天然结果。倘有一位英国父亲打不定主意,是把他的儿子送进剑桥大学呢?还是送进牛津大学?他可以最后决定把他送进伯明汉(Birmingham)。这样,那儿子从伦敦出发而到达了白莱却莱,既不转而东向剑桥,又不转而西向牛津,却是笔直地北指而往伯明汉。他恰恰实行了中庸之道。这一条往伯明汉之路是有相当价值的,因为笔直的北去,既不东面得罪了剑桥,也不西面得罪了牛津。倘使你明白了这个中庸之道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来全盘的中国政治,更能从而猜测一切中国政治宣言的内幕而不致吃那文字火焰之威吓了。

　　五 中国的人文主义

　　欲明了中国人对于生命之理想,先应明了中国之人文主义(Humanism),人文主义这个名词的意义,未免暧昧不明。但中国人之人文主义,自有其一定之界说,它包括:第一点,人生最后目的之正确的概念;第二点,对于此等目的之不变的信仰;第三点,依人类情理的精神以求达到此等目的。情理即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意义又可以释作普通感性之圭臬。

还没有载完呢 真是辛苦丁丁了

呵呵，很多呢，没空看哟，这位林语堂不愧是大师，写的实在太好了~~~

第31节：民族的性格(7)


　　人生究有何种意义,何等价值,这个问题曾费尽了西方哲学家许多心思,错综纠纷,终未能予以全般之解释--这是从目的论的观点出发的天然结果,目的论盖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连同蚊虫和窒扶斯菌在内,都是为了人类的福利而产生的。因为这个人生太痛苦,太惨愁,殆无法创设一完善之解答以满足人类的自尊心。目的论因是又转移到第二个人生,这个现世的尘俗的生命因是被看作下一世生命的准备。这种学理与苏格拉底(Socrates)的逻辑相符合,他把悍妻视作训练丈夫性情的天然准备。这一个论证上左右为难的闪避方法,有时给吾们的心灵以暂时底安宁。但是那永久不熄的问题又复出现:"人生究有何种意义?"尼采则毅然决然不避艰难地拒绝假定人生应有目的,而深信人类生命之进程是一个循环,人类的事业乃为无目的之野人的舞踊,非为有目的之往返于市场。但是这个问题仍不断地出现,有似海浪之拍岸:"人生究有何种意义?"

　　中国人文主义者却自信他们已会悟了人生的真正目的。从他们的会悟观之,人生之目的并非存于死亡以后的生命,因为像基督所教训的理想谓:人类为牺牲而生存这种思想是不可思议的;也不存于佛说之涅槃,因为这种说法太玄妙了;也不存于事功的成就,因为这种假定太虚夸了;也不存于为进步而前进的进程,因为这种说法是无意义的。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国人用一种单纯而显明的态度决定了,它存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与和谐的社会关系。曩时,启蒙的学童所习诵的第一首诗即为下面的一首:

　　云淡风轻近午天,

　　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

　　这一首小诗不独表现诗的情感,它同时表现着人生的"至善至德"的概念。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理想是浸透于此种情感中的。这一种人生的理想既不是怀着极大野心,也不是玄妙而不可思议,它是无尚的真理,我还得说它是放着异彩的淳朴的理想,只有脚踏实地的中国精神始能领悟之。吾人诚不解欧美人何以竟不能明了人生目的即在纯洁而健全地享受人生。中西本质之不同好像是这样的:西方人较长于进取与工作而拙于享受,中国人则善于享受有限之少量物质。这一个特性,吾们的集中于尘俗享乐的意识,即为宗教不能存在之原因,也就是不存在的结果。因为你倘使不相信现世此一生命的终结系于下一世的生命的开始,天然要在这一出现世人生趣剧未了以前享受所有的一切。宗教之不存在,使此等意识之凝集尤为可能。

　　从这一种意识的凝集,发展了一种人文主义,它坦白地主张以人类为中心的宇宙学说而制下了一个定则:一切知识之目的,在谋人类之幸福。把一切知识人性化,殆非容易之上作,因为人类心理或有陷于歪曲迷惑之时,他的理智因而被其逻辑所驱使而使他成为自己知识的工具。是以只有用敏锐的眼光、坚定的主意,把握住人生的真正目的若可以明见者然,人文主义始克自维其生存。人文主义在拟想来世的宗教与现代之物质主义之间占一低微之地位。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但忠实的孔教徒常含蓄着内在的愤怒以反抗佛教之势力,因为佛教在人文主义者的目光中仅不过为真实人生之逃遁或竟是否定。

　　另一个方面,现代文明的世界方劳役于过度发展的机械文明,似无暇保障人类去享受他所制造的物质。铅管设备在美国之发达,使人忘却人类生活之缺乏冷热水管者同样可以享受幸福之事实,像在法国,在德国,许许多多人享着舒适之高龄,贡献其重要的科学发明,写作有价值的巨著,而他们的日常生活,固多使用着水壶和老式水盆也。这个世界好像需要一个宗教,来广布耶稣安患日之著名格言,并宣明一种教义:机械为服役于人而制造,非人为服役于机械而产生。总而言之,一切智慧之极点,一切知识之问题乃在于怎样使"人"不失为"人"和他的怎样善享其生存。

　　六 公共精神的缺乏

　　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在中国人思想中初无"社团"这个名词的存在,不可谓非奇事。在孔教的社会和政治哲学里面,吾们可以看出人民组织范型的接续阶段乃自家直接上升于国。《大学》有云:"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又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欲求一与"社团"这个字眼意识最相近的名词,在中文里头乃不能不推两个单字缀成的"国家"一个连语,这是中国抽象名辞构成原则而来的。

第32节：民族的性格(8)


　　"公共精神"为一新名词,"公共意识"一词亦然,"社会服务"一词亦然,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东西。但"社会事件"当然也是有的,如婚丧喜庆,僧侣仪仗,四时令节。所缺乏者,乃属于那些足以构成英美人士的社会生活者,如运动,如政治结社,如宗教,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中国没有教堂也没有教会。中国人视谈论政治如宗教上的禁例,他们不投票,也没有讨论政治的党社。他们不事放纵于运动,运动乃为连系合群的最佳方法,固为英美人士社会生活的基础。当然,中国人也玩玩种种游戏竞技以资消遣,不过此等游戏竞技大率系属于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特性的。中国式的游戏并不把竞技者的分组对立两大组合,如斗蟋蟀,并非以一个组合对另一组合而作竞赛。组合这件事情,向非所知。中国人的斗牌游戏,每人各自为战。中国人欢喜打扑克一类的牌戏而不欢喜Bridge一类的牌戏(Bridge与Whist相类,系四人成局以两人为一组,两两相对的一种牌戏)。中国人常喜搓麻将,固已久著盛名,麻将即近似扑克,非似Bridge。从这个麻将哲学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素质。

　　中国人的个人主义的例证,可见之于中国新闻纸的组织。中国人经营报纸,譬如搓麻将。著者常见中国日报请了主任编辑,专门担任写写社论;国内新闻,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的篇幅;国际电讯,又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篇幅;本埠新闻也另有编辑的人,他也有他的固定园地。如此四人各自掌理各自的部分,好比搓麻将的四个搭子,各人要竭力揣摩别人手中捏着的什么牌,各人想让自己先挺张,而掉出所不要的牌给下家的人。倘遇国内新闻过于拥挤,他可以随随便便地移入本埠新闻版,倘遇本埠新闻亦甚拥挤,又可移入盗警火警栏的地位(对于读者向来不通知)。这样一来,固需乎第一版的特意编排,材料无需乎选择,没有调和作用,也没有首要次要之分,每个编辑先生都能写写意意早些回府。制度本身固已很够简单,加以编者和读者,两方面都是生而为个人主义者。出版新闻为编辑先生的职务,而阅读新闻,乃在读者,故两方互不相涉。这是中国几种最老最大最广销的报纸所延用迄今之专门技术。

　　假定你要问为什么没有调和作用,其惟一答句即为缺乏公共精神。因为假使总编辑而意欲施行改组,或许觉得本埠编辑之庸暗而欲予以开除,他就与家庭制度相冲突。他的干涉他人事务,居心何在?是不是他的用意在撵出这位本埠编辑,敲碎他的饭碗,更连带的使一切依赖于这位编辑身上的人同陷饥饿;更倘遇这位本埠编辑的夫人是老板的外甥女,他能不能撵他出去呢?这还了得!假使这位总编辑稍具中国式的社交觉悟,他不致干出这等事情;若遇这位总编辑是新近回国的美国密苏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生,还是快些走开为上策。于是来一个熟知中国人社交方式者取而代之,旧的制度乃仍延续工作下去,读者照样赖以查阅新闻,而报纸照样扩展其发行额而赚钱。

　　许多这样的整理都隐藏于一切中国人的社交往来后面,吾们可以很容易举出许多例子显示缺乏公共精神,简直使二十世纪的西洋人难以置信。我所说"二十世纪的人",因为他已经接受过十九世纪博爱主义的精神的教养而具有较为广阔的社会眼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例子真堪为中国社会事业的思想代表。下面一段是我逐句从《论语》两周刊(一种幽默杂志)上摘录下来的,它记述一位中国军阀对于民众教育运动的演说。有些青年醉心于现代美国社会服务的热情,组织一种团体,推行"扫除文盲"运动。这位军阀便发挥其鸿论说:"学生应该勤勉读书而不宜干预外界事务。人家吃饱了自己的饭,干自家的事情,而你们却要扫除他们!"那动听的论据是这样说法的:不识字的人不来干预你们,为什么你们偏偏要去干预他们?这些字句何等简短,何等有力,而且那样真实。因为这些字句,字字直接发自演说者的心坎,毫无遮隐,毫无润饰。在中国人看来,社会工作常视作干预他人的事。一人热心于社会改革或任何其他公共事业,看来常觉得有些可笑。吾们不顾他的诚意,又不能了解他为什么跑出来干这些事业,用意何在?是不是在向社会公众献殷勤?为什么他不效忠于家庭,更为什么不巴图上进,升官发财,俾及早帮助其亲戚和自己的家庭?吾们决定他因为是年轻,或则为正常人类典型的迷路者。

第33节：民族的性格(9)


　　常有这样迷失人类正常典型的人物被称为豪侠,可是这些人无疑即为盗贼或漂泊浮浪的人物。他们是单身汉,不结婚,有一颗浮浪不肯安稳的心儿,常很愿意纵身入水以拯救一个不相识的小孩。或则他们是结了婚的人,而死的时候,往往身后萧条,不名一文,让他的妻子含辛茹苦以度日。吾们欢迎这种人,爱这种人,但不愿我们自己的家庭中产生这样一个人物。当我们瞧见一个孩子具有公共精神太丰富,勇于参加困难纠纷,吾们将确信地预言这个孩子定为父母的致命伤。倘使吾人能及早挫折他,压服他,他或许会从家庭流浪出去而加入行侠的盗伙。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被认为舍离正道的理由。

　　这样的情形怎会发生,中国人不是那样的邪教徒,深陷于罪孽若基督徒所想像者。虽然中国人因为不是基督徒,仍可用受尽基督教诅咒的"邪教徒"这个名词加诸其身。倘基督教会能尽力以求了解他们,而从根源攻击他们的劣点,则似较为适宜,因为劣点的背后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的社会哲理观念,这不同就是双方观点不同之由来。受了现代教育的中国最优秀之青年还是不能明了西洋妇女一定要组织"禁止虐待动物会"的意义,她们为什么高兴去替狗担心事,又为什么不好好坐在家里看护看护自家的孩子。吾们可断定他们是因为没有孩子,因之在家里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这样的推断或许往往是不差的。矛盾常存在于家族观念与公共精神二者间,一个人倘勤俭积财,而悭吝得够程度,常可发现其家族观念在发生作用。

　　因为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中国的一切社会特性无不出自此家族制度。家族制度与村社制度--村社制度为家庭组织进一步而范围稍为扩大的范型--可以统括地说明一切中国社会生活的现象。面情,宠嬖,特典,报恩,礼仪,官吏贪污,公共组织,学校,基尔特(同业联合会),博爱,慈善,优待,公正,而最后全部中国政治组织--一切都出自此家族及村社制度,一切都从它摄取特质和状态,更一切都从它寻取解释特殊性质的说明。从家族制度里头产生了家族观念,更从家族观念产生社会行为的某项法规。将此等特性加以研究是很有兴趣的,吾们将看出人生在缺乏公共精神的环境里,怎样作为社会一分子而行动着。

　　七 南方与北方

　　研究任何一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当吾人想起马蔻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或吕善(Lucian),便知适当罗马衰落时期。又或想起佛朗古·维龙(Fran Cois Villon)便知适当中古世纪。想起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马上感觉到那个时代很熟悉,也很明了。像"十八世纪"那样的名称,还不如称为"约翰逊时代"来得有意义。因为只稍提醒约翰逊的一生行事:他所常出入的伦敦四法学院怎样,他所常与交谈的友侪怎样,整个时代便觉得生动而充实起来了。设使有与约翰逊同时代而文名不足道之一人物,或一普通伦敦市民,其一生行事中也许有同样足资吾人矜式者,然一普通伦敦市民终不足引起吾人之兴趣,因为普通人总归是普通人。不论普通人喝烧酒也好,呷李普登茶也好,都只算是社会上无足轻重之偶发事件,毫无特色可言,因为他们是普通人。

　　倘若为约翰逊,则他的抽烟和时常出入伦敦四法学院,倒也是于历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伟人的精神用一种特具方法反应于当时社会环境而垂其影响于吾人。他们的优越之天才,能影响于他所接触之事物,亦能接受此等事物之影响。他们受所读书本之影响,亦受所与交际之妇人的影响。若令较为低能的人物与之易地而处,则不会有甚么特征可以发现。是以在伟人的生命中,生活着整个时代的生命。他们吸收一切所可吸收之事物,而反射以最优美最有力之敏感。

　　可是论到研究一整个国家,那普通人民便千万不容忽略过去。古代希腊的人民,并非个个都是索福喀丽(Sophocle),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吉利,也不能到处散播培根(Bacon)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种子。谈论希腊而只想到索福喀丽、伯里克理斯(Pericles)、阿斯佩细亚(Aspasia)寥寥数人,势必把雅典民族之真相弄错。盖吾人尚须想及索福喀丽的儿子尝以家务纠纷控诉乃父,更须想及亚理斯多芬(Aristophane)同时代的人物,他们不完全是爱美的,也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而却是终日狂饮饕餮,唯以醉饱为务。争辩纷纭,谲变狡猾,唯利是图,这真是一般普通雅典人民底典型。唯利是图,诈谲多变之雅典人性格,有助于吾人之了解雅典共和邦所以颠覆之理,适如伯里克理斯与阿斯佩细亚之使吾人了解雅典民族之所以成为伟大。倘个别的加以评价,则他们的价值几等于零,但倘以集体来观察,则他们之所影响于国运之力量至为宏大。是以过去的时代,已无法将他们加以改造,至现代国家中,所谓普通人民,固未尝一日与吾人须臾离也,安得以等闲视之?

第34节：民族的性格(10)


　　但是谁为普通人民?而普通人民又是怎样一个形象?所谓"中国人民",在吾人心中,不过为一笼统的抽象观念。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国人民在其脾气上、体格上、习惯上,大抵异于北方人民,适如欧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异于诺尔曼民族。幸而在中国文化之轨迹内,只有省域观念之存在,而未有种族观念之抬头,因而在专制帝政统治下,赓续数世纪之久,得以相安无事。历史上复遗传下来一种宝贵的普遍法式--文字,它用至为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中国语言统一上之困难。中国文化之融和性,因能经数世纪之渐进的安静播植,而同化比较温顺之土著民族。这替中国建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友爱精神,虽欧洲今日犹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说的语言所显现之困难,亦不如今日欧洲分歧错杂之甚。一个欧洲籍人倘旅经西南边境如云南者,虽略费麻烦,仍可使其意思表达而为人所懂,语言的技巧在中国使其拓植事业逐渐扩展,其大部盖获助于书写之文字,此乃中国统一之显见的标识。

　　此种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时令吾人忘却中国内部尚有种族歧异、血统歧异之存在。仔细观察,则抽象的"中国人民"意识消逝,而浮现出一种族不同之印象。他们的态度、脾气,理解各个不同,显然有痕迹可寻。假使吾们用一个南方籍贯的指挥官来驾驭北方籍贯的军队,那时立即可使吾们感觉二者不同性之存在。因为一方面,吾们有北方人民,他们服习于简单之思想与艰苦之生活,个子结实高大,筋强力壮,性格诚恳而忭急,喜啖大葱,不辞其臭,爱滑稽,常有天真烂漫之态,他们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族的;而且比较聚居于上海附近之人民,脑筋来得保守,因之他们对于种族意识之衰颓,如不甚关心者。他们便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争皇位之武人的生产者。此辈供给中国历代皇朝以不少材料,使中国许多旧小说之描写战争与侠义者均得应用其人物。

　　循扬子江而至东南海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异。他们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作诈伪,智力发达而体格衰退,爱好幽雅韵事,静而少动。男子则润泽而矮小,妇女则苗条而纤弱。燕窝莲子,玉碗金杯,烹调极滋味之美,饮食享丰沃之乐。懋迁有无,则精明伶俐;执戟荷戈,则退缩不前;诗文优美,具天赋之长才;临敌不斗,呼妈妈而踣仆。当清廷末季,中国方屏息于鞑靼民族盘踞之下,挟其诗文美艺渡江而入仕者,固多江南望族之子孙。

　　复南下而至广东,则人民又别具一种风格,那里种族意识之浓郁,显而易见,其人民饮食不愧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为一男子;富事业精神,少挂虑,豪爽好斗,不顾情面,挥金如土,冒险而进取。又有一种奇俗,盖广东人犹承受着古代食蛇土民之遗传性,故嗜食蛇,由此可见广东人含有古代华南居民"百越"民族之强度混合血胤。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至湖南人则勇武耐劳苦,湘军固已闻名全国,盖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具有较为可喜之特性。

　　因往来贸易而迁徙,与科举时代应试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结果,自然而然稍稍促进异种人民之混合,省与省之差异性乃大见缓和,然大体上仍继续存在着。盖有一颇堪注意之事实,即北方人长于战斗,而南方人长于贸易,历代创业帝王,几从无出自大江以南者。相传食米之南人,无福拱登龙座,只有让那啖馍馍的北方人来享受。实际上除却一二例外,如唐周二代的创业帝王,出自甘肃东北部,故有土耳族之嫌疑,其余各大皇朝的帝王,盖莫不起自比较阻塞的山陵地带,靠近陇海铁路,此地带包括东部河南,南部河北,西部山东和北部安徽。这个开业帝王的产生地带,倘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它的幅径距离不难测知。汉高祖起于沛县,即现在之徐州;晋室始祖起于河南;宋室始祖起于南部河北之涿县;明太祖朱洪武出生于安徽之凤阳。

第35节：民族的性格(11)


　　直到如今,除了蒋介石将军出身于浙江--他的家族谱系尚待考--大半将帅,多出自河北、山东、安徽、河南,也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山东产生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产生了齐燮元、李景林、张之江、鹿锺麟;河南产生了袁世凯;安徽产生了冯玉祥,段祺瑞。江苏不出大将,而产生了几位出色的旅馆侍者。五十年前,中国中部湖南省出了一位曾国藩,这个好像是例外,但是足以证明上述之定律:因为曾国藩是一位第一流学者,同时也是第一等大将,但他既系出生于长江之南,是以为食米者而不是啖馍馍者,从而他的命运注定应为贵显大臣,而不能为中华民族开创一新的皇朝。因为开创帝业这种工作,需要一种北方典型的粗厉豪放的态度,要具备一种淳朴而令人可爱的无赖汉之特性,要有爱好战争,不厌劳动而善于自利的天才--藐视学问与孔教伦理学,直至大局底南面称皇,那时孔教的尊皇思想始有用于他,然后大模大样大讲其尊孔之道。

　　粗暴豪迈之北方,与柔荏驯良之南方--二者之异点,可以从他们的语言音乐与诗歌观察而得。你可以把陕西的歌曲跟苏州的歌曲做一对比,立可发觉其绝然不同之差异。一方面陕西歌曲声调铿锵,乐器用击筑拊嗒板而和歌,音节高而嘹亮,颇类瑞士山中牧歌,歌声动则回风起舞,似在山巅,似在旷野,似在沙丘。另一方面则有那耽安淫逸之苏州的低音歌曲,其声调呜咽哽嗌,似长叹息,似久困喘哮病者之呻吟,因其勉强哼嘘而成颤抖之音律。即从寻常对话中,亦可以察觉明朗清楚之北平官话,其声调轻重之转变分明,令人愉悦;而苏州妇女之甜蜜柔软之喋喋琐语,多圆唇元音,抑扬波动,着其重处不用高朗之发声,而徒拖长其柔悦婉转之缀音以殿于句末。二者之差异固甚显然。

　　关于南方与北方语言腔调之不同,曾有一段有趣故事,据说一次有一位北籍军官,尝南下检阅一连苏籍之军队,当这位军官大声喝令"开步……走!"的时候,全体士兵屹立不动,屡次喝令,均属无效,正无法施行其命令之际,其连长系久居苏州习于苏俗者,乃禀请军官准其另自发令,军官准之,连长乃一反军官之清楚明朗的"开步……走!"的急促腔调,而出以婉转诱惑之苏州口音,"……开……步……走……嗳……"果然,全体军队应声而前进了。

　　诗歌里面,像这样歧异的色彩,表现于第四第五第六世纪者,尤为浓厚。当时北部中国初次经鞑靼民族之蹂躏,汉人之受有教育者相率渡江而南下。值此时抒情诗方发皇于南朝,而南朝统治阶级,颇多为抒情诗能手。民间复通行一种体裁别致之恋情小曲,名为"子夜歌"。把这种热情的小诗,与北方新兴的富有朝气的质朴诗作一对比,二者情调之歧异是深刻而明朗的。吾们且看那时候南朝歌曲的作风怎样:

　　读曲歌

　　打杀长鸣鸡,

　　弹去乌臼鸟。

　　愿得连瞑不复曙,

　　一年都一晓。

　　子夜歌

　　路涩无人行,

　　冒寒往相觅。

　　若不信侬时,

　　但看雪上迹。

　　南宋之际,又有一种韵律长短错综之活泼的抒情诗,称为"词"。其内容大抵描写妇女之深闺幽怨,绣闼伤春;或则吟咏黛眉粉颊,素抹浓妆;或则吟咏红烛朱栏,丝帏锦屏;道相思之苦,热恋之情。"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 "惜弯浅黛,长长眼"。其幽韵多似此类。人民而习驭于此种恋情诗歌之萎靡情绪,其被发表豪放质朴简短诗歌情绪之北方民族所征服,固为自然之结果。北方之诗歌盖直接取自荒凉北方之景色而不加润色者。下面一首为很好的例子: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